深思 | 亚裔的抑郁和羞耻的困惑

2021-11-23 |作者：Tif婉渝 | 来源：NAMI心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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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须负责任地生活，”她说，“为了爱你的人。”

来源｜NAMI心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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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网上看到的一篇关于亚裔美国人精神健康的文章，作者用化名Shin Yh，以个人的亲身经历叙述了亚裔美国人在精神健康方面的困惑和障碍。文章写得非常感人，发人深思。文章刊登在theguadian网站，我把全文翻译如下：

NolanZane 博士说：“你通过扮演一类文化和一个社会赋予你的角色来保持面子。”

我的亚洲父母和许多人一样，不理解我的抑郁或焦虑。今天公然谈论它对我的影响仍然是一件艰难的事。

 

我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开始把它们称为我的维生素。

回想起来，好像有一天我醒来后，我的父母就下了命令，这些维生素就成为我一系列补充剂的一部分，我得在出门上学前大口地吞下它们。不能多吃也不能少吃。

每天早上，我的剂量都保持不变：一片维生素 C 和一片用于免疫系统的紫锥菊药片。一颗恶心的鱼油胶囊，为了我的大脑健康。在我 16 岁之后的某一天，为了不言而喻的原因，开始服用50 毫克的左洛复。

那时，我起伏不定的精神状况超出了移民自台湾的父母的准备，但他们还是尽力而为。他们不想谈论我的抑郁症，但他们必须确保我在服用抗抑郁药。

所以从那时起，这成为每天早上的例行公事：“不要忘了你的维他命。”

在像我这样的家庭中，精神健康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话题。自杀是美国 15 至 24 岁亚洲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但研究表明，在所有其他种族群体中，亚洲人最不愿使用精神健康服务。

研究发现，许多亚洲文化中的一些规范，如不谈论他们的感受，相信努力和坚持可以解决各种危机，这让一些人难以接受某些精神疾病的存在或理解精神心理治疗的好处。

我熟悉这些发现，因为我经历过它们。长期以来，我的父母一直反对用不必要的化学药品来治疗他们最小的女儿，他们的宝贝。但一路走来，正如关于维生素的谈话所证明的那样，他们已经明白这是必要的。

当我回想起生命中的这段时光，眼前浮现出父亲在我的处方剂量减少后，为我煞费苦心地用切丸器切碎左洛复片的画面。我记得他每个星期二下班后都得带我去看心理治疗师。那是个他不信任的女人，和她至少有过一次争吵。

当我在最近一次的家庭视频聊天中告诉姐姐我的情况，我的父母似乎还没有完全明白。但至少他们已经能够放弃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让他们的女儿得到她需要的帮助。

我姐姐胆怯又小心翼翼地问我“这就是你认为的那件事吗？”

姐姐把手机镜头移到妈妈坐的地方，静静地低头看着桌子。镜头外，我父亲轻轻地带着我年幼的侄女穿过他们身后的走廊去午睡。每天的家庭群聊模式，仿如一个田园诗般的场景。通过成长、距离和种种的后见之明，我们的家人克服了我十几岁起遗留下来的麻烦和不满，或者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姐姐把手机拿回面前。她告诉我，实际情况是，我的一个朋友担心我的抑郁症和自杀念头，去找了学校的辅导员。

“学校打电话来了，” 我姐姐说。“他们告诉爸妈，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他们就会打电话给社会服务机构。”

我听到妈妈在后面低声地确认。

羞耻感在亚洲文化中是一种强大的情感。这就是我用化名写这篇文章的原因，这也是我 17 岁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以来第一次这么做。

在华人文化中，我们有一个超越尴尬的“丢脸”概念——它是尊重、尊严和地位的丧失。简而言之，这是一种类似于耻辱的东西，它统治着我们的社会形态。

我们在学校表现良好，这样我们就能找到好工作；我们努力工作，我们取得成功，这样我们就不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耻辱；我们在女儿、儿子、母亲、父亲等等角色中表现完美，这样我们就不会让我们所有人感到羞耻。因为我们是破碎的种族等级制度中的模范少数族裔。

“你通过扮演一类文化和一个社会赋予你的角色来保持面子，”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心理学和亚裔美国人研究名誉教授诺兰赞恩博士说。“但同时那也是你丢脸的方式。如果你被认为在某个角色上失败了，那么你就在这个角色上丢脸了。”

精神疾病，特别是，以健康的方式与你的精神疾病共处，这在植根于羞耻的文化中没有立足之地。我可能很久以前就接受了对我的疾病诊断，但我现在还是选择用化名写作，因为我要考虑的是他人的而不是我的羞耻—是对我的父母。

首先，让我们谈一下我的羞耻，我十几岁时的羞耻。想起那段时间总是很可怕，因为我的记忆中有很大的空白。我多年来见过的一些治疗师建议我屏蔽掉某些回忆，因为它们是创伤性的。

我记得一些破碎的片段，比如我姐姐在她大一的宿舍里尖叫着打电话，因为我试图自杀。我记得我感觉受不了了，我记得试图通过毁坏东西而获得解脱，我记得我手臂上的血，我记得我和父母持续的争吵，而他们似乎真的不理解。

但我记得最多的羞耻，是除了躺在沙发上其他什么都做不了，是我本应完美却表现如此糟糕，是从那些黑暗中挣脱出来后，却一直被笼罩在羞耻感中。

对我的父母来说，精神疾病让人联想到我们经常在波士顿街角看到的, 喃喃自语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不认为自己的女儿会与此有关。我妈妈知道我是一个敏感的青少年，“永远是个可爱的人，”她说，但并不认为我会抑郁。

“我们认为这是正常的，” 我妈妈告诉我。“如果你问我，以我的经历和理解，我会说这只是情绪波动。我从来没有想过它会是一种疾病。”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名誉教授赞恩说，这种心态正是亚洲人不太会为自己或亲人寻求精神健康治疗的常见原因。

赞恩说，这并不是因为羞耻感，因为每种文化都会或多或少涉及这个话题。但许多亚洲人不相信抑郁症和焦虑症是真正的疾病。

“他们会说， ‘生活就是这样的’，” 他说。“很多亚裔美国人说忍耐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读大三时，当学校的辅导员联系他们时，我的父母很困惑。“没人比一个母亲更了解自己的孩子，” 我母亲说。“但学校从一开始就不断告诉我， ‘所有的父母对此都难以接受。’学校不会听我的解释。”

最终，他们发出最后通牒：让她去看医生，否则我们会打电话给社会服务机构。

我记得我妈妈在我们争吵时大叫：“他们会把你从我们身边带走，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现在回想起来，我完全能理解他们带我就医时的恐惧和怨恨。“我们是被逼的，” 我母亲说。

在将亚洲人与精神健康服务联系起来时，这里存在另一个常见问题：当沟通失败时，精神健康专业人士得通过相应的文化案例来解释为什么需要精神健康治疗。

“相当于因为某些文化不太关注精神健康问题，当它被提出来时，就像对父母和家人说另一种语言，” 赞恩说。“对我来说，进行这种翻译是精神健康专家的责任。”

威胁打电话给社会服务机构，是在暗示父母育儿不当，这显然不是正确的做法。赞恩在我们的对话中提到，当与病人家属会面，我们需要将治疗的价值与家人的价值观联系起来。通过向父母展示研究结果来说服他们，如果不让孩子接受治疗，孩子会因为抑郁和焦虑等疾病导致的虚弱感而缺课失学。

“你必须了解他们的经历，” 赞恩说。“很多美国的亚裔父母，他们通过努力才能来到美国，他们也为家人努力工作。然而家人得了抑郁症。他们不明白不能接受。”

我在听赞恩谈话的时候心里想，再多的翻译也无法解决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个我一直都知道的、可怕的、缠绕着我的问题，但出于爱的原因16 年来我缄口不言的问题–我母亲当时根本不相信我。

在与我姐姐最初的视频通话后的两周里，我知道我必须和我妈妈谈谈这件事。但我不想。也许头脑忘记是有原因的。也许我爱我妈妈而不想破坏目前的状态。

当我终于鼓起勇气拿起电话时，她已经准备好了答案。

“当时我很生你的气，” 她告诉我。“我说， ‘不要试图用这个来逃避责任。当没有功课要交，没有考试时，你是一个快乐的甜心。’你是一个有趣的女孩。有一段时间，我一直以为你在拿这个当借口。”

她现在知道我是因为抑郁。我大学毕业后，她偶然发现了我没有销毁的其中一份期刊，她才意识到我一直在挣扎的痛苦有多深。她知道并接受我已经被诊断出患有许多其他疾病。

但当时，她认为这是典型的青少年焦虑。荷尔蒙，喜怒无常，脾气不好。

“主要的问题不是我们否认，” 我母亲说。“请不要说否认。我讨厌否认。并不是我们感到羞耻。如果我们意识到这是一种疾病或病症，我们会做任何事情，我们会牺牲任何东西。但对我们来说，这与我们的理解不同。”

我们谈论了学校让我父母感到多么糟糕，他们如何被迫带我去治疗并允许医生给我服用他们不信任的抗抑郁药。我们开始彼此和解。我意识到在我感到如此受困和被误解的整个过程中，他们也是如此。

但我母亲的时间表有点对不上。她告诉我，这一切都始于我大三的时候学校介入我们的家庭。然而，对那段时间我唯一的记忆之一，是我姐姐对我在她宿舍里自杀未遂的反应。这意味着我的家人至少在学校介入的两年前就知道了我的挣扎。

“我的确有一次尝试过自杀，” 我对妈妈说。

她在回答之前停顿了一下。“是有一次，” 我妈妈承认道。“但问题是，我也曾经尝试过自杀。”

就像我高中一年级一样，她在考试不及格后割腕。我妈妈说，她和我十几岁的时候一样，容易情绪激动。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认为这有什么，” 她谈到我的自杀企图。

她以一种轻快、实事求是的方式告诉我这件事，就像她在读食谱一样，巧妙地忽略了我泪流满面而哽噎的声音。后来她又回过头，说她的企图从来都不是真正的自杀行为。她说，她只是想让她的父母不对她的成绩过多地责备。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了解我的母亲。很多事情没有清晰呈现前，你总是看不到。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的母亲会逼着我尝试自己克服那些挣扎，因为她自己以前得这样做，而她也这样做了。

 

在全国亚裔美国人近段时间因仇恨行为而受到创伤之际，我正在重温我青少年时期的创伤。在亚裔美国人受到重创的时刻，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在不揭开过往内心的伤痛的情况下照顾自己和彼此。

亚裔美国人的经历不是一模一样的，它和这个国家的人民一样多样化、多元和广泛。但对于我们中的太多人来说，这是一种充满代际创伤的经历，这些创伤与旧世界的战争、帝国主义和种族灭绝以及新世界的贫困、仇恨和歧视有关。

“我们的父母、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祖父母，他们经历了屠杀、战争、贫困，很少谈论他们的挣扎。这些经历就这么过去了，” 全国亚裔太平洋岛民精神健康协会的项目主任 JR Kuo说。

“带着伤痛前行很正常，” 他说。“这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出于对长辈的尊重和敬仰，我们全盘接过了他们的伤痛和故事，但从未处理过它们，也没有帮助他们处理过。我们继承了他们的创伤作为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并下意识地将其传递给我们的孩子。

我的母亲给我讲了足够多的家庭故事，我可以将我们家族谱系共同的悲痛追溯到二战后的祖父母。未经处理的创伤如何塑造父母和影响他们的选择？我们如何继续一代又一代地传递它？

Kuo指出，所有的创伤，无论大小，从战争无情的后果到惩罚性的移民过程，都会对一个人的精神健康产生长期的影响。

“一旦你到了这个国家，就会有成为美国人的压力，想尽量变得像白人，”Kuo说。“回顾我们年轻的时候，我敢打赌你会因为你的食物、你的长相、你的语言，所有的一切而被取笑。在压力下你想抛弃你移民前的过去，以至于你不得不牺牲很多有关你的身份、你的习俗、你的过去。那是很大的创伤。”

我想象我母亲十几岁时在台湾所忍受的一切，我想知道还有多少像她这样的女孩最终成为像我这样的女孩的母亲。我想知道他们都给了他们什么建议。多出去走走，多运动，去减肥来增强自信？这就是我妈妈当时告诉我要做的，而那时我想做的只是想用一根棍子穿过我的大脑，让我周围的一切都停止。

“你还记得你在大学里跟我说过的话吗？” 我妈妈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问我。我记得当时告诉她，我在所有的治疗过程中都没说实话，我一直都在给治疗师编故事。“我生你的气，” 她说。尽管他们不相信治疗的作用，但还是不得不自费来帮我治疗。

事实上，我对母亲讲的才是谎言。我以为这就是她想听到的：这些什么治疗、抑郁等等都是胡说八道。她一直都是对的，我不过是配合这么做，我是站在她这边的。

后来我才知道，除了那个原因，我对她撒谎是因为我想让她相信我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坚强。我自己可以克服我的恶魔，就像他们希望我做的那样。

但其实没有人需要这样独自面对。

晚上，当一切都安静时，我有时会问自己是否对父母处理我精神健康的方式感到生气。我病到想自杀，我需要帮助。但他们不相信我。

在我31岁那天，我开玩笑说那是一个虚无的年龄，一个没有里程碑的年龄。直到那一刻我突然震惊地意识到， 31 岁是我母亲生我的年龄。可我还像个婴儿一样，那么无能，对一切都没有把握，而她居然在这个年龄做了妈妈，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我认为这就是成长的真正意义：理解你的父母也有困惑和迷茫，而他们已尽其所能去做，即使他们自己那时也感到害怕。

当我告诉父母正在写这篇文章时，他们没有反对。母亲是我最大的粉丝，每当看到我的名字出现在刊物上时总是很兴奋。然而，当我给他们读这篇文章的初稿时，他们的反应却不一样。母亲告诉我她那天晚上无法入睡。她说，她感到赤身裸体。她感到内疚。她不愿看到我手臂上的伤痕。她应该早点注意到这个，她说。

如果我仍然 16 岁并感到被误解，我会认为我的父母还在为我的精神疾病感到羞耻，尽管他们一再告诉我事实并非如此。我现在意识到，我母亲不是为我感到羞耻，而是为她作为一个母亲感到羞愧。

我用化名发表这篇文章并不是因为我对我的精神疾病或我的经历感到羞耻，也不是因为我的家人对我的精神疾病感到羞耻。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爱我的家人，我听懂了母亲在视频聊天时避开我的眼神所表达的语言。

我理解他们的羞愧，因为这曾经也是我的羞愧。十几岁的我，出于羞愧，我不敢让他们看到我割伤的手臂。出于羞愧，我在卧室外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而那时我本应向他们寻求帮助。

我用化名是为了保护我的父母不会因为来到了这个陌生的世界而对身为父母的形象产生羞愧，是为了让亚洲父母的下一代可以自信地展示自己。

我发表这篇文章是为了让新一代的亚洲青少年不必感到羞耻。

在精神健康方面，我们作为一个家庭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可以彼此分享一切，但在此之前，我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才敢告诉他们，我曾经整个周末都躲在床上或者不敢离开公寓。而他们现在也终于能够倾听我的诉说，并提供支持。

如今，我父亲对大满贯冠军大阪直美以及她对精神健康的立场表示钦佩。我母亲则很关心我是否找到了一个好医生。

“你必须负责任地生活，”她说。“为了爱你的人。”

作者：Tif婉渝

责任编辑：柳叶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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