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写道：“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白求恩的故事，早已在中国家喻户晓，而当年与白求恩同行的一位名叫琼·尤恩的护士的经历，却鲜为人知。琼·尤恩曾3次来到中国，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留下了一段传奇故事。
1979年9月，王炳南（右）在加拿大维多利亚探望尤恩（中）
山东“打工”
1911年，琼•尤恩出生于苏格兰，儿时举家移民加拿大。她7岁时母亲因病去世，父亲汤姆•尤恩是一位工人出身的革命家，后成为加拿大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汤姆•尤恩把家迁到温伯尼市，终日为革命奔波，无暇顾及家庭。1927年，16岁的琼•尤恩离开学校，到一间洗衣店打工。后逢圣瑟夫医院护士学校招生，琼•尤恩便成了一名勤工俭学的学生，白天在医院工作，晚上在护校学习。
1931年12月，汤姆•尤恩因“煽动罪”被捕入狱。琼•尤恩的处境同样不妙，从护校毕业后找工作屡屡碰壁。直到1933年初，她在天主教方济各会的面试终于获得通过——她将以教士的名义去中国当护士。这实际上是去遥远的中国“打工”，但尤恩不能没有这份工作。1933年3月的一天，她和同学艾格丽丝、罗斯跟着文森特•施雷姆普神父，在温哥华登上了“白色皇后号”邮轮前往中国。
在青岛下船后，当地教会的一辆马车把他们拉到山东淄博张店镇。张店给尤恩留下的印象是“一个能想象有多脏就多脏的市镇”，“我们吸进的各种气味是任何西方人从来没有领略过的”，但她逼着自己适应当地环境，“很快就对那些泥泞的土路，阴暗的摇摇欲塌的茅屋以及缺水等等不再介意了”。
为了加快融入这个陌生的环境，尤恩觉得首先必须过语言关，因此她十分专心地学习汉语。她把接触到的每个中国人都当成自己的老师，指着身边的各种东西用汉语发问：“这是什么？”接着用汉语自答。如果错了，就让旁边的人帮她纠正。经过两个多月的刻苦学习，尤恩学会了一口地道的山东话，达到了在集市上买东西能讨价还价的水准，这为她的医护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她平时常穿着一件深蓝色缎子棉旗袍，乍一看俨然是一个中国女人，还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作“于青莲”。
在山东期间，尤恩工作地点多次变动。在张店教会待了几个月后，尤恩她们被教会派到100公里外的无棣县开设一个新诊所。次年3月，她们又被派到黄河沿岸的祖李庄从事医疗工作。一次次面对和适应新环境，使尤恩逐步懂得：“所谓生活，就是由一系列新的开端所构成。”
1935年6月，尤恩被单独派到蒲台县郭镇创办新诊所。她的工作、生活空间就是一间小茅屋，没有门，窗子没有玻璃。她这样描述当时的生活：“住在这房里，就像养在玻璃缸里的金鱼，我的一举一动，人们可以一览无余。”但让尤恩欣慰的是，不论走到哪里，她都受到民众的欢迎。由于她的医护技能十分扎实，加上会讲中国话，当地民众经常上门求医。尤恩不仅热情地接诊每一个病人，而且经常上门护理重症病人。一次，有一名妇女难产，其丈夫急匆匆地来向尤恩求救。虽然没有接生的经验，但救人要紧，尤恩和同事还是上门帮助产妇顺利生下一个男孩。就这样，她的“洋接生婆”名声也在这一带不胫而走，帮助接生了许多新生命。
尤恩注意到，大多数人生病都是因为卫生知识匮乏、农村卫生条件差造成的。于是，她除尽力治病救人外，还大力宣传卫生知识，改变乡村陋习。比如为了消灭苍蝇，她就在诊所里挂上自制的宣传画，介绍苍蝇的腿上沾满细菌，让就诊者知道这是疾病的来源。她还发动孩子打苍蝇，每100个给5厘钱的奖励。
随着诊所规模、服务范围的不断扩大，迫切需要补充新的人手。尤恩招募了几名中国女孩，向她们传授护理和接生技能，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技术。不久，这些女孩就成为尤恩的得力助手和熟练的助产士，使尤恩的医疗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1935年夏，黄河决堤，山东大地变成泽国。家园被毁，农民四处逃荒，饿殍遍野。为了预防灾后大疫，国际饥荒救济会和国际联盟流行病防治小组紧急招募医护人员作为志愿者。尤恩应募到了济南，参加了灾后防疫工作。
1937年6月，尤恩完成了与教会的合约，返回加拿大。在中国的4年多时间里，她接触到了与西方世界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底层的基本状况。对此，她这样总结：“我从社会大学学到了书本中所学不到的许多知识，掌握了一门新的语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并曾同重重的疑虑与艰苦作过斗争。”尽管人生的路还很漫长，但她牢记着祖李庄一位高僧的话：“今日之所为，皆是来日之准备。”
北上延安
回到加拿大后，尤恩很快在多伦多市圣约瑟夫医院找到一份工作，过上了优裕而平静的生活。可这种平静的生活，在1937底被搅起了涟漪。
一天，尤恩的妹妹转交给她一封信，信是一位名叫史沫特莱的美国驻华记者写给她的。史沫特莱在信中强烈呼吁北美的医生、护士到中国去，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
当时，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决定派白求恩医生带领一个医疗小组前去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由于尤恩曾在中国生活多年，其父又是加拿大共产党的领导人，因此加拿大共产党征求尤恩的意见，希望她随白求恩去中国当护士和翻译。
尤恩开始时有些犹豫，自己回加拿大才几个月，而且已经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但当她回想起在中国生活的日子，回想起生活在苦难中的中国人民，她的心中油然而生了一种责任感。最终，她答应随白求恩一同赴华。
1938年新年刚过，白求恩带领美加援华医疗小组在温哥华登上去中国的邮轮，成员除了白求恩和尤恩外，还有来自美国的帕森斯医生，他们携带了大量医疗器械和药品。
1月27日，邮轮抵达香港。帕森斯喜欢喝酒，经常喝得酩酊大醉，竟然把3人的旅费给花光了。白求恩在房间里大发脾气，但问题还得解决。尤恩只好给战时迁到汉口的美国大使馆发电报，寻求史沫特莱的帮助。两个小时后，史沫特莱回电，说已经给他们订好两天后从香港到汉口的机票。
△这里是广告△
到达武汉后，医疗小组对之后的去向发生了分歧。帕森斯不愿去八路军，白求恩则说：“我愿意去。除了八路军之外，我不考虑其它的地方。”他转过头问尤恩：“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尤恩回答：“当然愿意！”帕森斯坚决不与他们同行，甚至连提货单也不肯交出来。带来的医疗器械和药品还滞留在香港，白求恩深知这批物资对八路军的意义，就与帕森斯反复交涉、争辩。最终，帕森斯同意交出提货单，医疗器械和药品也转运去了延安。
一天，中共中央长江局国际宣传委员会对外宣传小组负责人王炳南来到他们的住所，安排他们与周恩来见面。在武汉期间，白求恩和尤恩两次见到周恩来：一次是在八路军办事处；另一次是周恩来偕夫人邓颖超专程到他们住的天主教堂登门拜访。周恩来发现尤恩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便不再和她讲英语了，改用汉语。
尤恩觉得自己要开始军旅生涯了，需要把一头长发剪短，便到一家白俄人开的美发店剪头发。谁知刚剪了一半，突然防空警报大作，日机来空袭，白俄店主连忙把她推出店外。尤恩顾不上头发，随着奔跑的人群躲避空袭。空袭过后，她回到教会住处。史沫特莱见她那怪模样不禁大笑，忙拉着她去房间帮她把头发剪齐。
空袭后，汉阳一所教会医院（现为武汉市第五人民医院）挤满了伤员，大厅里横七竖八地放着担架。白求恩带着尤恩立即加入抢救伤员的行列，为伤员止血、取弹片、截肢，这里成了他们到中国后的第一个工作站。
2月22日凌晨，在八路军总部派来的一位朱姓干部的陪同下，白求恩和尤恩带着在武汉采购的一些药品器械，登上了北上的火车，他们的目的地是位于山西洪洞县的八路军总部。2月23日，他们在郑州转乘去潼关。在潼关停留的时间很短，但白求恩和尤恩还是抽空去附近的伤兵站看了看医疗情况，向医疗人员提出中肯的建议。
2月24日，他们渡过黄河，从风陵渡乘火车北上。车到临汾站，还没下火车，防空警报骤然响起，紧接着炸弹就在车站附近爆炸了。警报解除后，小朱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日军离临汾只有15公里了，八路军总部已从洪洞县撤走，无法联系，几人一时进退两难。
幸亏经过一番努力，小朱与八路军总兵站的一支运输小分队取得了联系，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于是，白求恩一行跟着小分队运物资的骡车队一起出发，前往延安。
白求恩开始没有坐车，大步走在车队最前面。尤恩感觉他们像加入了19世纪加拿大草原的大篷车队。没走多久，从南边飞来两架日本轰炸机，向骡车队投掷炸弹，最前面的几辆大车被炸飞。白求恩的额头被弹片擦破了皮，但他奋不顾身，马上带着尤恩开始抢救伤员。
为躲避日机轰炸，骡车队改为夜间行军。尤恩躺在大米包上，一路颠簸，抵达晋西南重镇新绛。他们被安顿在一家小客栈中休息。白求恩躺在硬邦邦的炕上，尤恩趴在桌子上打盹。
不知过了多久，尤恩被一阵嘈杂声吵醒，只见小客栈涌进来几十个人。原来，镇子上的人听说来了一位治病不收钱的外国医生，纷纷前来求诊。白求恩明白这些人的来意后，对尤恩说：“那我们还等什么？”小客栈立即变成医疗站，他们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就这样，他们一路行军一路为人治病，短短几天，从武汉买来的药品就用完了。3月5日，骡车队到了黄河边的禹门渡，他们在岸边等了两天，才搭上驳船驶向黄河对岸的陕西。
骡车队刚过黄河，日军也赶到了禹门，不停地炮击西岸。白求恩、尤恩随骡车队火速转移到山谷中。一星期后，一辆卡车载着他们进入西安。3月23日，《西安日报》在头版报道了白求恩、尤恩到达西安的消息，还配发了他们的照片。
3月31日，尤恩随白求恩乘卡车抵达延安。4月1日晚，毛泽东在窑洞里欢迎从万里以外来的客人，连声说：“欢迎，欢迎！”白求恩把自己的共产党员证书交给毛泽东，然后他们开始谈论山西五台山八路军的医疗问题，尤恩为他们做翻译。毛泽东吃惊地问尤恩：“你的中国话说得这么好，从哪儿学来的？”尤恩说明缘由，毛泽东向她竖起了大拇指。
尤恩陪同白求恩在延安待了一个多月。白求恩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很满，发表演说、会见记者，更多的是到边区医院给伤病员治疗，他还被邀请代理外科主任。4月下旬，尤恩单独前往西安采购药品，等她回到延安时，白求恩已经出发去了山西五台山。令尤恩终身遗憾的是，她此后再也没能见到白求恩。
西行遭袭
尤恩回到延安，满目都是紧张的备战氛围，根本不适宜休养，于是她打算回国疗养。10月17日，她经西安乘飞机到了汉口。此时，日军正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围攻武汉，蒋介石已下令10月25日撤出武汉。
尤恩去向英国领事馆求助。领事没办法帮助她离开汉口，但表示可以让她留在领事馆，并保证她的安全。尤恩不同意，她必须离开汉口，就去找正在武汉的周恩来。此时，八路军汉口办事处租了一条轮船“新升隆”号，准备送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一批工作人员西撤重庆，周恩来建议尤恩同他们一起走。
△这里是广告△
10月22日下午，尤恩登上“新升隆”轮，同行的还有老朋友王炳南和他的德国妻子王安娜等人。第二天上午8时左右，“新升隆”轮停靠在嘉鱼县燕子窝（今属洪湖市）码头。由于日军加强了对西行船只的封锁，上午9时至下午3时是日机空袭频繁时段，因此西撤大队队长李克农让大家离船上岸疏散。
到下午3时多，日机没有出现，人们以为警报已解除，陆续返船。见上船的人很拥挤，李克农就对跟他在一起的王炳南夫妇和尤恩等人说，那边有个小茶馆，我们去坐坐，等大家上了船我们再上。
当他们走出茶馆准备返船时，突然从东边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紧接着4架日军飞机从他们的头顶掠过。李克农见势不妙，立即冲着人群大喊：“快散开！不要在一起，散开！船上的人，快！离船！”尤恩也赶紧跑到长江大堤的背面卧倒。
日机向江边的“新升隆”轮和岸边的人群进行疯狂的轰炸、扫射。一时间，呼喊声、哭叫声、爆炸声响成一片。子弹呼啸着从尤恩耳边擦过，击中了她身边的帽子。
日机肆虐了半个多小时，才向武汉方向飞去。燃着熊熊烈焰的“新升隆”轮缓缓沉入江底。这次袭击造成80余人死伤，其中八路军和新华日报社人员共牺牲25人。
劫后余生，尤恩惊魂未定。李克农对她和王安娜说：“对不起，我知道你们受惊还没有缓过神来，可是这里只有你们懂医，现在我们要考虑怎样抢救伤员。”尤恩表示：“这里是战场，抢救伤员是我的本分。”
两个外国女人立即转换角色，当起了战地医护人员。附近农户的条件非常简陋，她们就找了一些刚采摘下来的棉花，去掉棉籽，放到盐水中煮沸消毒，代替药棉；没有医护用的金属镊子，就把竹筷子放在开水里煮一会儿消毒，用它夹取伤员身上的弹片；没有药用酒精，就用烧酒代替。在昏暗的油灯下，她们聚精会神地为11名重伤员治疗，然后又为轻伤员包扎。完成任务后，两个人都累得站立不稳了。
第二天，下起了细雨。为了躲避日机的空袭，李克农决定走内荆河，穿越洪湖，向西撤退。他们在15公里外的荻障口租了十余条小渔船，船上锅碗瓢盆俱全，吃住行全在上面。
一路上，尤恩尽着管理伤员的责任。她和王安娜每天“查房”两次，从一只船跳到另一只船上，查看伤员伤势，换包扎布，教他们学会自理。每到一个集镇，尤恩便去买上一捆甘蔗回来分给伤员嚼，这是伤员在茫茫水域获得葡萄糖的唯一来源。
一个星期后的11月1日，船队抵达公安县陡湖堤镇。在尤恩的精心照顾下，伤员没有一个感染并发症。李克农决定将西撤大队兵分两路，新华日报社一行人经沙市到宜昌，再转客轮到重庆；“八办”一行人去长沙与周恩来会合，伤员随“八办”人员一起行动。
李克农带领“八办”人员换乘一条大帆船，沿虎渡河顺流南下，经过数日行进，抵达湖南北部的安乡县城。李克农上岸发电报，与长沙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联系。周恩来获悉后，马上派汽车、救护车火速赶到安乡接应。
一行人到达长沙时，已是11月10日凌晨2时。周恩来彻夜未眠，亲自赶来迎接，同大家一一握手、拥抱。他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工作人员把所有的床铺都让给了王安娜等女士和伤员安歇，而他们自己则睡在地板上。周恩来还特别称赞尤恩、王安娜为伤员们安全归来立了大功。
战火和硝烟将尤恩的脸庞烤成棕黑色，她身着八路军军服，脚穿草鞋，头发散乱，接受了战地记者的采访。不久，关于她的报道和军装照发表在《上海时报》上。
抱病赴皖
1938年11月底，尤恩来到上海。她打算在这里一边休养，一边等待回加拿大的邮轮。
这样的日子才过两天，尤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给她捎来了史沫特莱的一封信，约她到华懋饭店见面。来人叫沈其震，是新四军军医处处长，这次来上海的目的是为新四军募集药品器械和衣物。史沫特莱在信中说她正在新四军，希望尤恩借助欧美人士的特殊身份，帮助沈其震把募集到的物资转运到驻皖南云岭的新四军驻地。
尽管身体不适，但尤恩仍然爽快地接受了任务。她拖着病体帮助沈其震把募集的物资收集起来，装了两大卡车。1939年元旦一过，他们便出发前往云岭。一路上，尤恩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巧妙地与日军和国民党顾祝同部队进行周旋，躲过他们的盘查，将药品和医疗器械安全运抵位于安徽泾县小河口的新四军后方医院。当她到达时，发现史沫特莱也在这里，两人高兴地拥抱在一起。
1939年，陈毅（左二）、粟裕（右二）和汉斯·希伯(左一)、琼·尤恩（中）及史沫特莱（右一）在泾县云岭合影
随后，她们一起来到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史沫特莱介绍尤恩同新四军的主要领导叶挺、项英、陈毅等认识。在叶挺的盛情邀请下，尤恩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决定留在新四军后方医院一段时间，帮助改善医疗条件。
在为卫生员培训班的学员讲课的过程中，尤恩发现这二三十名学员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医学基础知识更是匮乏，甚至连四肢有几根骨头都不清楚。为了迅速提高学员的医学知识，尤恩决心采用解剖尸体这种最直观的教学方法。她拉着另外3名教员一起去找叶挺，叶挺告诉他们，牺牲战士的遗体万万不可解剖。他沉吟片刻，说看能不能从战场上弄一具敌人的尸体来。
尤恩有些失望，认为叶挺很快就会淡忘这样的小事。过了些许时日，新四军第三支队从前线送来了一批伤员。随行的卫生员交给尤恩一件特殊战利品：一具日军尸体，并说“这是叶军长下的命令”。尤恩非常高兴，原来叶挺并没有忘记这件“小事”。
解剖尸体成了后方医院的大事：宽敞的祠堂中间摆着一张桌子，一盏煤气灯高悬在解剖台上面。从各医院来的医生、护士以及培训班学员都整齐地坐在桌子四周，由两名医生主刀，尤恩担任讲解，她对每一个器官都进行详细的描述，然后放入标本瓶。
1939年，琼•尤恩（左二）在新四军协助医生动手术
让尤恩高兴的是，3月15日，她在云岭意外见到了来新四军指导工作的周恩来。周恩来称赞她：“一位外国友人，八路军、新四军干遍了，真不简单！”他和叶挺一起带着尤恩、史沫特莱等到第三支队防区检视。在前线的一个救护所，尤恩和该所的3名医护人员一起抢救了伤员。
此后，尤恩的身体每况愈下，虽然急需回国治疗和休养，但她仍坚持要把培训班的课讲完，将自己积累的护理知识和技术传授给学员。5月31日，新四军军部举行了培训班结业典礼。6月初，尤恩接到同两名医生一起启程去上海的通知，她还要完成在新四军的最后一项工作——在上海采购医疗用品。叶挺特地赶来为她送行，感谢尤恩为伤员们所做的一切，表示大家会永远记住她。
在上海完成新四军新一批医疗器材和药品的采购任务后，尤恩登上了返回加拿大的邮轮。
回国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休养，尤恩的身体有所恢复，但还是留下了影响她后半生的病根。后来她结了婚，育有二男一女。
身在加拿大的尤恩一直关注着中国发生的一切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曾两次给周恩来写信，表达她衷心的祝贺和问候，并寄来了她收集和整理的白求恩医生的照片和资料。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华医学会和对外友协先后邀请尤恩访华，但她因身体原因未能成行。
中国与加拿大建交后，加拿大政府于1976年出资购买白求恩故居，建成白求恩纪念馆。65岁的尤恩此时已因病下肢瘫痪，但她还是千里迢迢从加拿大东部赶到蒙特利尔，坐着轮椅参加了纪念馆掲幕典礼。此后尤恩便与中方失去了联系，中国对外友协寄给她的信件均被退回。
1979年，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率团访问加拿大，多方打听尤恩的情况。有人说她已经去世，但王炳南不愿相信，费尽周折，终于在温哥华了解到尤恩已半身瘫痪，住在维多利亚市她女儿家里。王炳南当即决定改变行程，专程前往探访。在一幢简朴的小楼中，王炳南见到了昔日的战友，深情地告诉她：“中国人是最重视友谊的。凡是在我们困难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都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这番话让尤恩的眼里泛起泪花。
1981年，尤恩撰写的回忆录《在中国当护士的年月》在加拿大出版。3年后，该书的中译本由北京时事出版社出版。1985年5月，73岁的尤恩不顾半身瘫痪，以惊人的毅力在女儿的陪同下，坐着轮椅重访中国。
1987年10月31日，尤恩因病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去世。遵照她的遗嘱，其女儿于1988年5月将她的骨灰护送到中国，安葬在河北唐县晋察冀烈士陵园白求恩墓的右侧，长眠于她为之魂牵梦绕的土地上。
作者｜梅兴无
责编｜林伯宴
平台｜她乡LaChic
I D ｜chicvancouver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非代表本站支持其观点。若有文字、图片及视频等素材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