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恩美在美国文坛取得的突破性成功及给她本人带来的种种荣誉已经不新鲜了。然而，就在今年的五月份，她的名字再度被美国各大媒体所报道，对她的新采访和关于其旧作的价值和意义，她本人的现状与预期中的新作都成了关注的对象。这是什么缘由？
一、不想跻身大师系列的谭恩美
我们知道，五月是美国和加拿大的亚裔传统月。正是今年的五月三日，美国的PBS公共电视网“美国大师纪录片系列”隆重推出了谭恩美专集（Amy Tan：Unintended Memoir）（可译为：无心之作或意料之外的谭恩美回忆录）,并在Netflix上同步播映，也在37届圣丹斯电影节（The 37th Sundance Film Festival (2021)上首映。该片内容涵盖了传主的私人家庭录相、照片和反映传主生涯与成就的动画故事，以及对其亲友（她的弟弟，她的丈夫，和她一起长大的好友等），以及出版社的编辑、文学同仁的采访记录，穿插其中的是电影《喜福会》中的一些镜头片断和对片中几个演员的访谈。
实际上，多年以前的2003年，谭恩美就出版过一本自传体散文集《我的缪斯》（The Opposite of Fate: A Book of Musings）。该书收录了她的30多篇散文，记录了她的成长环境、母亲的教育、夫妻感情、电影《喜福会》的改编和拍摄历程以及她个人遇到的一些神秘事件, 可谓谭氏首部非小说作品。就在PBS为她拍纪录片之前，她也已经出版过一部另类自传《往昔之始》（Where the past begins）,所谓另类，即不是按时间顺序记述的个人生涯故事，而是一部谈论如何从生活中亲历的故事升华为文学作品中虚构人物和事件的写作案例汇编。
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导演Jamie Redford已于去年辞世，谭恩美的纪录录片是这位挖掘并成就了无数当代美国文化名人的大编导人生最后一部纪录片。据媒体报道，谭恩美一开始对自己入列美国大师生活系列纪录片有不同想法，经Redford多次坚持，才有了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这部片子，而之后，尽管谭仍不认可自己的大师地位，但她也同样答应了大师班的网络视频教学工作。谭于大师称谓的心态倒是很好诠释了该记录片的片名，确实是无意而为。
这部片子将谭氏本人的成长背景、她对母亲的回忆与母女互动、她所亲历的感受与小说创作的起因等等，各种事实与情感深挖发掘，向世人述说了一个业已跻入主流文化精英的华裔女作家的心路历程。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作家本人，更有助于解读她的所有作品。
具体到她的创作灵感和成名大作《喜福会》，诚如她本人多次在不同采访场合所说：是母亲成就了她的作家身份，母亲是她创作的源泉。尽管如她父亲和一些评论家所说，她有着非同寻常的想象力（我们当然都知道，想象力对文学创作的至关重要），不过，书中所写的细节，确实很多缘于母亲回忆并讲给她的各种往事。而且，重要的不仅仅是素材的获取，更实质的获益，是她在与母亲不断冲突的成长过程中，在与母亲不算好的英语交流中，潜移默化地，继承了母亲对命运，对女性角色的定位，女性在男权社会的抗争等等看法和思维。可以说，这本书是她献给所有母亲和女儿的故事，也是她与母亲，与她本人达成的一种和解。
基于此，我想把对谭恩美和她的《喜福会》的一个总体观感与评价先概括如下：
1. 关于谭恩美；一个在美国华裔家庭出生长大的有中国血统的美国人（1952年出生于加州奥克兰）。她对祖裔文化、历史、传统、习俗、人情、伦理等等的了解、认识与视角，受成长的家庭环境及父母的影响，不同于纯粹的西方人；又因为她的教育和社会环境是在美国，是我们所谓的ABC，移二代，她也不同于父母辈成年后才移民到美国的移民第一代，当然更不会是纯粹的中国人。
2. 关于《喜福会》：这是一部女性作家状写女性命运，突出代际冲突与和解的家庭伦理小说。由于母女两代成长的大环境迥异，这种冲突突显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特质，这后一点，既是该书吸引读者，从而畅销行世的一大原因，也构成一些读者批评作者迎合受众阅读心理的非议。它是谭恩美的处女作，也是迄今为止她本人最好的一部作品，是以英语写作的华裔作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经典移民文学作品。
二、通俗语言打造的纯文学作品《喜福会》
《喜福会》一书出版后，连续40周（也有九个月，八个月，七个月之说）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成为当年（1986年）美国四大畅销书之一。该书获得洛杉矶图书奖，全美图书奖，全美图书评论家奖，海湾区图书评论小说奖和英联邦俱乐部金奖等多项文学大奖。小说后来被作者本人和剧作家罗纳德-巴斯（Ronald Bass）联袂改编成电影，由华人导演王颖执导，1994年播映，该片在美国和中国和所有华人世界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到目前为止，《喜福会》被译成36种文字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是全美读书协会推荐的必读书籍，与其他文学名著并列，（如海明威的《告别了武器》，斯坦贝壳的《愤怒的葡萄》，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等），成为英语文学的一部经典。谭恩美既是美国文坛少数民族作家的一位代表人物，在美国熔炉文化的大背景下，她的地位还渐渐超越了少数族裔作家的身份，而成为整个美国乃至西方颇为著名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的读者群从一开始就不限于华人世界，而是遍及各个族裔，跻入主流文坛。
《喜福会》得名于女主人公母亲的麻将牌友会。该书的标题是编辑看了全书内容后做的修改，谭恩美的原小说名为《wind and water》。共有十六篇相互关联的故事，结构十分有趣，分为四个大的部分，正如麻将的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每个故事由各个方位上的人开始叙述,每个大的部分又分为四个小的部分,总共是十六个故事，这十六个故事各自独立,而四位母亲和他们的四个女儿由各自角度出发，叙述每个人的往事，然后又把所有故事串到了一起。
如果没看过原著，初看电影，可能会觉得混乱，不太清楚人物之间的关系。小说讲述了四位中国移民妇女和她们四位在美国出生的女儿（ABC）的生活片断和命运际遇，从母女关系的切入点展开了代际之间的多层次的冲突与最终不同程度的和解，而冲突的很多内容，又体现了两代人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实质。
身为第一代移民的母亲们，虽然远离了故土的战乱疾苦和家仇国难，但她们内心始终无法割舍与中国“难以言说”的族源情感，也难忘怀她们在故土的创伤与失落。而在美国出生的四家女儿们，虽然成长轨迹不尽相同，但共同之处都是出自少数族裔家庭，从小都经历了父母身为边缘和弱势所带来的潜在伤害和异样处境。
书中精美与母亲争执的桥段，比较典型而准确地表现了移民母亲们对女儿的至深之爱：希望女儿活得比母亲更好，是说着流利英语的有尊严有成就的一代。书首的“天鹅”故事，很大程度是一则象征寓言，是母亲想要送给未来女儿的“礼物”，寄托着母亲的美好期待和良苦用心（即good intention），希望女儿能够如天鹅般“高贵、漂亮”，成为有自尊而又受人尊重的人。
在母亲对女儿的才艺学业品德的种种要求和虚荣展示、攀比的背后，寄寓了母爱的美好希望，并且愿意为实现这种希望而彻底忘我，付出牺牲。中国母亲或许缺乏美式的经常性拥抱亲吻，而是把爱倾注在盛给女儿各种美食之中。母亲对女儿婚恋的焦虑紧张，对女婿的挑剔、怀疑甚至不同程度的干预，其实都是在担心女儿会受到情感的伤害，重演自己年轻时的不幸……
而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女儿们，除了头发与皮肤是中国的，她们的内部全然是美国制造，她们成长的社会与教育环境与母亲们有很大不同，有着两种文化价值观的隔膜和互不理解。在女儿们成长的烦恼中，伴随普世性的代际冲突，又因文化差异而增加了不少内容，导致矛盾不断升级：从小时的学琴学棋逆反，到成人后的规则厘定，母亲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拜访自己的女儿要先打电话预约；为什么女儿心里难受宁愿找心理医生也不向自己倾诉；为什么女儿和丈夫的账单条目要分的如此清楚……而女儿们也同样无法真正理解母亲的种种观念和做法，正如Lindo女儿waverly 所说：妈，别再管手管脚 ，我是我自己的。
由于小说是以母亲们讲故事的方式展开叙述的，所以口语化的语言占了很大比重，甚至还有少量的拼音（比如全书一开始的千里鹅毛的“里”，就用了拼音“Li”），这使《喜福会》的整个语言风格更趋于通俗化，谭恩美妈妈看完后的评价是：so easy to read ，小说里还有很多Chinglish的对话出自第一代的母亲们，这些不完美的语言，是陪伴女儿们成长进而塑造她们对世界万物看法的特殊语言。如果没有母亲的所谓”broken language”，小说里的对话不会如此鲜活生动（vivid）。
小说结尾处再次提到那支母亲从中国带来的羽毛，它满含着母爱，带着母亲们美好的企望，最后又在母亲逝后，由精美带着返回了故土。接受并珍爱这支千里鹅毛，正是女儿对母亲及其背后的文化传统的理解与尊重。
今年是我移民加拿大的第20年，有着诸多的移民人生感悟。同样身为人母，育女成长的历程，也有与此书若干桥段相类的情景。重读此书，显然与少不更事时初读此书的心得有很大不同。回顾往事，基本上，头十年在认真和积极地融入，学习和吸收本地优秀文化，包括各种法律法规与习俗人情，生活习惯，努力做到入乡随俗，随遇而安；后十年渐渐用批判的思考去认识本地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更客观理性地看待故国与新家。在孩子教育上，一方面希望她兼具东西方文化优势，另一方面也承认她的成长环境与我们不同，不能强求她与我们在看待中国与世界的观点和价值观与我们一致。
实际上，无论是适应与融入，还是批判与思考，我们都在潜意识里继承并展现了中国几千年厚重文明一些文化特质，它帮助我们立足于异国他乡，赢得本地社会和人群的了解，承认与尊重。这些东西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我们作为少数族裔的异质，但却寻找到在新家园足以安身立命的技能与胆识，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自身的努力，价值和贡献，以及与其他族裔和谐共存的东方美德，有了反歧视的勇气与底气。
同样身为少数族裔的谭恩美，虽然早以借助这部写于35年前的文学作品，跻身于美国主流精英的地位，但生活中也依然会因肤色而遇到不同程度的困扰和歧视。谭恩美在采访中谈及母亲的broken language，使她在商店、餐馆和其他一些场合受到冷遇，得不到很好的对待，甚至人家假装听不懂她说的话。生长在美国的她本人，有如《喜福会》里的许露丝被当成越南人一样，常被误会为来自中国的作家（举例）。
简而言之，《喜福会》和纪录片里展现的移民家庭父母子女之间，在文化冲突和亲情妥协之中，努力寻求平衡的种种挣扎，今天仍是移民群体不能不面对的话题与挑战。
三、关于喜福会的非议与谭恩美的女权申张
对喜福会及谭恩美其他作品的非议主要有如下：批评作者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出了一些常识性错误。比如，她把周王和周王朝弄混了；她笔下的月亮娘娘其实就是嫦娥；她还说洪家的屋檐有龙头装饰，而吴清家的豪宅卧室有龙床，这在中国封建皇权时代是犯讳大忌，会被处以极刑等等。
我的看法是：首先，上述于国人视为常识的错误，却不必苛求于谭恩美。她是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对族裔文化的了解来自母亲辈的讲述和一些以讹传讹的报道，一知半解完全可以理解，诚如谭恩美所说：“我是一个美国作家，我了解的中国文化是‘二手信息’。我写作是从美国人的角度，着笔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家庭。我不可能有中国人的视角，我并非在中国成长”。
其次，她的一些听闻，未必是虚。比如龙纹装饰，在上古中国并不限于皇室，民间的建筑、花园和家俱也会出现，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寓意图腾和吉祥的一种装饰，只是后来的专制王朝，为加强皇权，有了一些限制，比如在龙爪的数量、伸曲姿态等等做了区别，但民间龙纹装饰并未杜绝。另外，母亲的故事已经是民国时期，中华大地没有了皇帝，母亲讲述的故事中出现的龙纹装饰，未必不真实。谭恩美说，她无法反驳每个质疑者，争辩哪些细节是真的，哪些只是想象，包括那根有象征意义的天鹅羽毛，谭曾说她确实收到其伯父从中国不远万里给她带来的一支鹅毛。
此外，还有人指作者是故意迎合西方看中国的优越感或寻求所谓异国情调，刻意把中国写得落后野蛮、女性饱受欺凌。我的看法是：军阀混战、日军侵华和国共内战时期的中国社会，确实战乱频仍，家园破碎，民不聊生，流离失所，正如记录片里家庭录相带上谭的母亲所说：真实的中国，比小说所写还要更糟！
谭一直强调，这只是发生在她这个个体的家族故事，她反映的只是这一个或这几个移民家庭，虽然有一定共性，但绝不意味着所有的移民家族都有类似的苦难经历。如果不喜欢她写中国男人欺压妇女，蓄妾嫖妓，那指责她的人完全可以写或者去读另一个没有妾的故事。
在成就与争议之外，我觉得她在作品中所体现的女权思想倒是更值得关注。美国社会发端于20世纪后半叶（六七十代起）的各种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使得女性终于有机会发出“另外一种声音”。谭恩美正成长于这一时代大背景下，作为一位活跃的当代华裔女性作家，她有意识地在作品中代表女性挑战男权社会的多重权威。《喜福会》除了母女之间代际与文化冲突的主线，还反映了作者在女性意识的觉醒时代，对居于弱者地位的女性抗争的关注和思考。
无论是处于贫弱战乱的中国，还是生活富足的美国，男权的表现也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两代女性都走出了一条以我为主，独立而坚强的勇敢之路，这一点，是不分种族与文化的普世价值。书中许安梅与女儿露丝的对话即为很好的佐证，即女性的尊严和价值不由她的丈夫来决定，也用不着心理医生的开导，自己的命运应该把握在自己手里。书中甚至还用肯定的笔触写了新中国妇女翻身，摆脱了从前旧社会女性没有选择、不能反抗、无处逃避的命运。
关于女权，说点题外话。上周有条新闻说，加拿大联邦政府刚刚立法，要求联邦监管的企业，截止今年8月31日，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也就是说，在职场上，加拿大实际上还未能做到真正的男女平权，据悉，女性员工的报酬只有男性的百分之七十四。还有一例，在英国，最近一年最大的一起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风波就是BBC驻华新闻主编Carrie Gracie比驻美国的男性同级同事少了一半还多的报酬，后来在政府压力下，BBC将男女员工的薪水做了公开披露，令所有女员工为之心寒。由这场风波引发，英国做了一个统计，发现只有8%的公司做到了真正的性别平等，同工同酬。
谭恩美生活的时代，在她于喜福会成功之前的为大公司写商业文案时，相信也会遇到这些职场的不平等。她在《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1989）之后，还创作了《灶神之妻》（The Kitchen God’s Wife，1991）、《通灵女孩》（The Hundred Secret Senses，1995）、《接骨师之女》（The Bonesetters’ Daughter，2001）、《沉没之鱼》（Saving Fish from Drowning，2005）、《惊奇山谷》（The Valley of Amazement，2013）等五部长篇小说。无一例外，这些作品，也都是以女性为小说主角来展开的。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是作者具有人文关怀的女权申张作品，并不是只限于对亚裔男性的批判。
总之，谭恩美在她的喜福会和其他作品中，通过描写母女间的代沟和隔阂冲突，探讨了第一代移民在族裔文化与异质文化即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艰难求索这一富有普世意义的重大主题。同时，在书写女性人物与命运的抗争中，读者既看到时代思潮的影响，也呈现了谭代本人的女权主张。我认为这就是谭恩美作品的价值，是身为少数族裔的谭恩美能够跻身美国文学经典作家之列的重要原因，也是今天《喜福会》仍具有现实感触的魅力所在。
由此可见，故事性强的大众化小说也完全可以是纯文学，纯文学并不是小众、晦涩、清高的同义词，它不必一定是宏大叙事，高深哲理，曲折幽微，它的表现形式可以通俗易懂，很接地气，但作者探讨的深度，思维的广度以及情怀的温度，并不限于一地鸡毛的琐粹叙事，而是透过其结构的奇思，笔触的灵动，引领读者一层一层，进入高于世俗的人类命运与性别差异、文化传承和精神追求等等的多维度领域，彰显了文学源于生活，而又不以实务为目的的魅力与影响力。
四、母语写作or 英语写作？从边缘到中心到底有多难
华人英语写作从清末的林语堂、辜鸿鸣到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至今，一直不绝如缕。其中在二战后以中国人题材撰写英语小说的华人作家黎锦扬，其作品《花鼓歌》就是最早荣登《纽约时报》畅销榜的华人英语作家，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亚裔畅销书作者，他的观点是：要打入国际文艺主流，必须用英文写作，或将作品译成英文，这样才能从边缘走向中心。
不过，以英文写作文学作品，对于成年后移民的第一代来说，难度不小。黎本人毕业于西南联大，又在耶鲁主修戏剧，拿过专业剧作的硕士学位；28岁才来到美国的第一代移民哈金，也是英语专业出身，比起一般的首代移民，他们的英语更好，更有把握驾驭文学语言，用英文写作小说。
的确，以哈金、裘小龙等为代表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从中国大陆去美国的新移民，以非母语写作获得了英语世界读者的认同。在这些人中，最负盛名的是哈金，他曾自嘲说，“是走投无路，要谋生才投身英文写作的。”作为一名用英文写作的中国作家，哈金已经跻身全美最负盛名的作家群体，他出版了18部英文作品，多次获得了海明威奖、福克纳奖等奖项，其中长篇小说《等待》得到美国文学界最高荣誉之一—美国国家图书奖。即便如此，他的作品仍难脱非母语写作的痕迹。 一些评家甚至认为，如果哈金用更擅长的汉语写作，他会取得更多更好的文学成就。
而用母语写作的移民二代，比如谭恩美，她亦坦陈生长在移民家庭，不可避免受到父母不完美英语的影响。她说多数移民孩子会在各种有意无意的引导或影响下，避开人文学科，而选学理工科，只因她天性叛逆，才选择了主修英文，日后走上先商业写作后文学写作，靠码字吃饭的生涯。
基本上，从单纯语文水平高低的角度看，母语写作优于非母语写作，非母语英语写作优于翻译作品。任何两种语言的互译，都会有“意思虽在，意味全无”的问题。即使不是翻译之错，对母语的理解，在《喜福会》中也有一处，我觉得谭氏可能有所偏误，即精美母亲所强调的“不同”，不是“差不多”，而是“差的不多”。
不过，近年也有了翻译作品在国际上获奖的文学作品，比如莫言的作品。与哈金差不同多时去美国的阿城则一直坚持汉语写作，认为这可以保持其纯净性；严歌苓是双语写作，她认为汉语是一门如此古老、奇妙、画一样的语言，她肯定不会放弃，而英语写作又可以避免翻译的不如人意。双语写作，于她既是不同的体验，又可以让她的作品具有相异的色彩。
除了使用的写作语言，不少华人作家包括谭恩美，在题材上亦有局限性，写作的对象仍是故土故人或华人社群。比如哈金的书，大都是写中国，记录的都是各个时期不同城乡的中国人和他们的生活。谭恩美的《喜福会》，笔下的母亲、外婆的故事是中国本土的，生长于美国的女儿们则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归属于华人社群，当然，谭恩美的着力点是母女两代价值观的文化差异，她看待古老中国的视角不同于第一代移民，也不完全是西方看东方的视角。
关注、研究上述华人作家英语写作成功之路的同异，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很期待以后能有机会听到和看到在这方面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心得与成果。
五、《喜福会》中译本简介
单章翻译与故事介绍：
1、中国最早翻译The Joy Luck Club的是上海作家程乃珊，她于1989年在第11期的《文汇月刊》上以《好运道俱乐部》汉语译名摘译了三个故事片断《许露丝的故事》《丽娜·圣克莱的故事》和《薇弗莱·荣的故事》。
2、1990年著名学者王立礼在《外国文学》第6期以《喜幸俱乐部》为译名摘译了吴精美的两篇故事《喜幸俱乐部》和《两张机票》。
3、郭泽民在《译林》第1期以《喜乐侥幸俱乐部》为译名对The Joy Luck Club进行了简介。
整书翻译：
先后有于人瑞、程乃珊、吴汉平、田青、胡向华、张天维、李军等六个译者或译者团队对《喜福会》进行过整本翻译，其中于人瑞、田青、胡向华是单独翻译，而程乃珊、吴汉平、张天维、李军都是与他人合作翻译。程乃珊团队还进行过两次重译，因此译本共计8个。从1990年至2016年，这八个版本分别由10个出版社或者机构发行或印刷。
出版：
1、《喜福会》中译本最早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于1990年出版发行，译者是于人瑞，该译本采用的是繁体印刷、竖行排版的形式，并于2008年由台湾圣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再版发行。
2、虽然程乃珊在1990年就已经译出整本The Joy Luck Club，但由于版权问题，直到1992年2月，她与严映薇合译全本才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译名为《福乐会》。
3、1992年1月田青独译版本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4、1992年3月吴汉平、贾遂山、郭泽民合译的版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5、1994年11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再版发行田青译本，
6、1999年9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再版发行程乃珊与严映薇的合译本，把之前的译名“福乐会”调整为“喜福会”。
7、2003年9月，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9月出版发行了胡向华翻译的版本。8、2006年5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程乃珊的重译本，并于2010年12月进行再版发行。
9、2015年9月，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牵头印刷了张天维、王曲菲、严哲轩、杨一佳、叶雨农等人的合译本。
10、2016年4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以下简称外研社）出版了由李军、章力合译的《喜福会》，这是目前中国大陆最新的版本。
11、2020年，台湾高宝书社出版《喜福会》英文版三十周年中译本，陈思华译。这是目前中文译本最新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