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有更高的奥义，并不比一片草叶的存在，更具先验性，在神的面颊上，我们仍只是一滴永恒的泪。”
当温哥华市府即将向全体华人历史上曾遭受的不公道歉之时，诗人洛夫的那首史诗巨作《漂木》仍在耳边回响，久久不能忘怀。是的，无论是第一代劳工先侨，还是如今所拥有的财富和地位不可同日而语的中国大陆新移民，我们都是那根漂木，从遥远的东方巨龙之国，漂流到壮丽的枫叶之邦。当我们今天得以自豪地在加拿大这片自由的土地奉献和耕耘之时，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先辈百年前在大温所遭受的屈辱，泪痕犹在，似乎告诫着我们，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
然而，中华民族具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如同寒冬中绽放的梅花，愈冷愈开花。从兰里堡到新西敏，从新西敏再到温哥华，我们华人历经种种磨难，不断开拓，在各行各业百花齐放，将龙的传人烙印深深打入落基山脉，与加拿大精神融为一体，在多元文化的浇灌下，茁壮成长。
宽广的太平洋拥抱着饱含温度的热土，温暖的阳光照耀着菲沙河畔和低陆平原，大温最可敬的华人先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用自己的奋斗历程，谱写了一曲百年风雨赞歌。本期《高度》周刊独家聚焦，为读者朋友娓娓道来大温华人百年风雨开拓史历程。
1 长歌当哭:华裔先民在大温的悲欢
最早抵达大温的华人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有一个美丽动人的传说。据中国古代二十四史《梁书》记载，南朝梁时期，有一个僧人叫慧深，为了弘扬佛法，克服重重阻碍来到扶桑国。而这里的扶桑国可不是日本，因为它“地在中国以东两万余里，国人绩（扶桑木）皮为衣，亦以为棉，作板屋，无城郭，”书上所描述的这些，与今天大温低陆平原原住民先祖历史十分相似，而且地理距离也对着上，不少中加两国学者早已启动了相关研究工作。然而传说毕竟是传说，目前得到认证的，是公元1788年，当中国清朝干隆皇帝还沉溺于所谓天朝上国迷梦之时，一批来自澳门的华人跟随英国船队来到温哥华做木工。然而历史竟然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因为这些华人登陆以后再也不见任何记载，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想。
十九世纪是一个处在大变革的时代，随着工业革命的突飞猛进，西方各国殖民扩张的速度也得以加快，尤其是英国，当时号称日不落帝国，从美洲到非洲，随处可见英国国旗在飘扬。而加拿大作为英国在北美的一块腹地，很早就开始了建设，不少人抱着打拼的心态，纷纷远渡重洋，来到大洋彼岸，伴随着淘金潮的大热，大温迎来了最早一批移民，而我们的华人先侨就在其中。
如果说工业革命是当时西方社会实力的真实写照，在遥远的东方，英国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更是打破了清政府沉溺的天朝上国神话。与此同时，广东沿海一带陷入年年饥荒，加之时局动荡，使得有南国锁钥之称的肥沃广东，竟在现实面前显的不堪一击。为了谋生，也为了寻找新的出路，来自广东广州、台山、香山(即今天的中山)一带的华裔先民，背井离乡，来到陌生之境加拿大，在卑诗省登陆，加入到菲沙河轰轰烈烈的淘金大潮中，将中华民族的拼搏精神，同滔滔不尽的菲沙河水，连成了一体。
今天在大温兰里市兰里堡国家历史遗址(Fort Langley National Historic Site)，我们可以看到陈列的清朝古钱币，见证了先民当年的耕耘。而华人先辈将大温也当成了自己的家，逐渐繁衍生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大温最早的华人聚居地在新西敏诞生，老华侨亲切地称之为二埠，1861年，温金有出生，成为首位在卑诗出生的华人，而他本人的一生可谓是饱经沧桑，成年后主要在大温度过，是早期华人的真实写照。
2 用血和泪筑成的太平洋铁路
时光飞逝，转眼就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彼时已经建国的加拿大，为了拉拢卑诗省加入联邦，开出了将太平洋铁路通往卑诗的诱人承诺。然而说起来容易，要想真正实现是何其艰难，光是要打通部分落基山脉就已经让西人劳工打退堂鼓了，一旦铁路无法竣工，卑诗很可能加入美国，那么今后加拿大西部历史也会被真正改写。就在这万分紧急之刻，太平洋铁路公司决定从广东招募中国劳工，因为公司高管认为，中国人不仅勤奋，而且任劳任怨，一定能按时高质量完成任务。
果不其然，先后有1.7万名劳工浩浩荡荡从中国广东直接奔赴铁路施工现场，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对工作的勤勉和认真负责向加拿大西人展示了炎黄子孙的真实面貌，中国人绝不是东亚病夫。但是毕竟是异国他乡，水土不服带来的疾病，以及落基山脉艰险的环境，先后有4,000名同胞永远长眠于此。“可怜菲沙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当1885年11月17日最后一颗钉尘埃落定之时，在每一公里太平洋铁路的下面，就埋葬着一位华人劳工的遗骨，再也回不去自己的故乡。
太平洋铁路竣工以后，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华人劳工，开始在大温扎根，他们聚集在温哥华市中心的一个角落里生活并从事洗衣，裁缝，搬运等工作，至1887年人口已接近百人，Chinatown一词首见当时的主流报章。本以为接下来生活就会得以安定，然而却是更严酷的现实在等待着他们。有着加拿大国父之称的首任联邦总理麦克唐纳（John Alexander Macdonald）竟然蔑称这些为加拿大建国作出突出历史贡献的华人劳工“和我们(西人)缺乏共同利益，价值只不过和向美国借来的机器或其他耕种工具一样。” 上梁不正下梁歪，在当时如此浓厚的加拿大白人至上范围熏陶下，联邦政府很快出台了臭名昭著的人头税法案，在大温的华人先辈则是首当其冲。
3 人头税阴影笼罩下的华裔先民
1885年，人头税正式征收，金额为50加元，到1900年增加到了100加元，1903年7月10日是更是离奇地涨到500加元。而当时在温哥华，普通华人劳工的月薪也才10到20加元不等，知识水平较高的以从事华文教师为生，月薪可至30到40加元，但毕竟是极少数。据温哥华伍胥山公所中文书记伍侠儒介绍，为了筹集到足够金额缴纳人头税，不少家庭几乎是倾家荡产借钱，来到温哥华以后一方面要谋生，另一方面还要给国内寄钱养家甚至还债，背负了沉甸甸的包袱。
1896年，昔日意气风发的清廷洋务运动重臣李鸿章，当自己亲手缔造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以后，又与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遭国人痛骂，最终只得宣布下野并赴欧美游历。当李鸿章来到温哥华之时，当地华人万人空巷，甚至专门为他搭建牌坊欢迎。李鸿章真切地感受到了温哥华同胞给他带来的慰藉和温暖，于是他决定为这些可敬的同胞做些实事。李鸿章向加拿大提出交涉，希望废除人头税，但是弱国无外交，李鸿章的交涉联邦政府根本置之不理，只徒留李鸿章衰老的身影和一声哀伤的叹息。
对于华人的歧视还远不于此，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联邦和卑诗省政府剥夺了华人的投票权，温哥华市府更是禁止华人到唐人街以外地区发展，并且禁止华人从事律师和医生等职务，甚至政府部门也不能前往华人店铺采购，华人和西人学童也不能一视同仁，受到正规公立学校教育。1887年和1907年，温哥华还先后爆发了两次排华暴动，白人暴徒聚集在一起，辱骂华人先侨为Chinaman,Yellow Peril，打砸抢烧华人店铺，让先辈们被迫逃难。
而大温最早的华人聚居区新西敏更是遭到灭顶之灾，1907年当地主流媒体和官员公开煽动排华舆论，在一场大火以后，1912年市府以防止火灾为由，无端拆除了多数华人建筑，1919年保守党省府公开说新西敏华人建筑是市中心火灾最大隐患，将剩余华人建筑全部拆光，甚至连墓地也不能幸免。当公权力沦为邪恶的打手，善良的新西敏华人只能迁徙他乡，而当地华人人口瞬间锐减到400人，戊戌变法旗手康有为昔日笔下的新西敏华人“闻维新而蹈跃大喜，闻政变而忧愤交作，闻吾被逮而忧念惴惴，咸虑无国可归，无家可归，其情至可悲也”的忧国忧民千人集会盛况从此不复存在。
1923年，联邦保守党新西敏选区国会议员麦考利(William Garland McQuarrie)提案，叫嚣要禁止所有华人入境，而联邦自由党政府也竟然附和，两个大党一丘之貉，自由党利用国会多数地位通过了所谓的华人移民法案即俗称的排华法案，华人除了商人，留学生和外交官外，不得踏入加国领土半步，而身在加国的华人也不能离开，因为一旦离开将无法再次回来。从1923年到1947年，整整二十四年间，有多少华裔家庭被迫面对着骨肉离散，又有多少怀抱满腔热血的华人被这道人为树立的高墙阻挡在太平洋两侧，人生又有几个二十年呢?对于广大加拿大华人来说，他们希望证明自己，证明黄皮肤黑眼睛的炎黄子孙绝不比白人主流要差，他们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也在苦苦地寻求机会的到来。
4 自强不息:大温华人艰苦抗争历程
“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面对着当时加拿大各级政府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广大华人同胞并没有为之气馁消沉，而是愈挫愈奋，愈挫愈勇，联合起来，在大温书写了一曲坚忍不拔的民族魂。
“伍勋幌、伍仁洪、伍勋炳、伍义于、伍时锦、伍序文、伍绪学、伍宽池、伍于图、伍焕时、伍庆文、伍学棠、伍建于、伍周于等六十多位先侨到达温哥华后，由于华人在当时社会受西人歧视，在工作、生活各方面环境非常恶劣，大家觉得需要互相照应，于是集体最早租住在温哥华片打东街165号二楼，时称伍胥山房，即是住宿地点，又是伍氏宗亲聚集之会所，也是与国内亲人通讯地址，是伍胥山公所的前身。”温哥华伍胥山公所中文书记伍侠儒在接受访谈时如是说道。除了伍胥山公所之外，1895年，温哥华中华会馆成立，成为当时温哥华华人的集体娘家，为华侨解决困难，并联接与祖籍国的纽带。
尽管在那个年代，华人经商面临着重重刁难，但仍涌现出一批商界精英。其中永生号就是典型的案例，永生号位于温哥华唐人街东Pender街上，是一座三层高的古朴砖楼，始建于1889年，也是温哥华唐人街最古老的建筑。永生号主人叶春田是中国广东台山侨领，1864年远渡美国旧金山，1881年来到加拿大，从太平洋铁路公司普通职员到包工头，再到拥有自己的公司，最鼎盛时期拥有16个街区，叶春田通过自己的努力只花了七年的时间。而且叶春田精通粤语和英语，属于当时华人社区成功人士，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他不仅捐助了华人医院和学校，还是温哥华中华会馆创始人之一，同时参与了康有为保皇派活动，支持中国国内立宪派推行改革。
而另一位成功东主则是温哥华唐人街三记号商铺创始人Chang Toy，他的一生勤劳致富，除了拥有三记号物业以外，还开发了唐人街许多街区，成为唐人街上的商贾巨富，在华社也是一位活跃人士。 此外他还是1899年向温哥华市府请愿的一批中国商人之一，抗议警察在唐人街不分青红皂白打人。1900年中华帝国改革协会创立，他曾任温哥华分会主席，人在异国，心念故土。
出生在卑诗的第一位华人温金有同样也是华人社区的骄傲，他在大温新西敏念完高中后，继而攻读法学，还做过律师见习助理。但是因为当时华人被禁止从事律师行业，他无法取得律师执业资格。但温金有凭着精通多种语言的才华，突破温哥华市府对华人的歧视，在1888年成为温哥华法院口译员，1904年到1936年间，在当时华人仍饱受歧视的温哥华，他更跃身成为温哥华市警察局传译员。温金有能讲英文、国语、粤语和客家话，以及他童年时学到的Chinook原住民方言，一生忠实服务公众，活跃社区。在担任温哥华中华会馆主席期间，他凭着个人掌握的法律知识，通过会馆为华人提供各项重要服务，包括在法律诉讼中担任代理人，以至护送死者遗体返回中国老家。他为公众辛苦奔波的事情包罗万象，大到支持华人社团维权和辛亥革命及抗日战争，小到支持建立唐人街游乐场，受到主流敬仰。
5 碧血傲骨:华裔子弟兵用生命换取公民权
上世纪三十年代，国际局势风云变幻，高深莫测。犹记得十多年前一战结束的瞬间，当主流舆论自认为纷纷松下一口气的时候，只有法国元帅福煦(Ferdinand Foch)清醒地认识到“这不是和平，而是二十年休战”。而历史果然是向世人开了个玩笑，应证了这一点。从莱茵非军事区到埃塞俄比亚，再从马德里到布拉格，德意法西斯不断步步紧逼，挑战西方国家底线，浓浓的火药味早已遍及欧洲大地。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主要西方国家却丝毫感受不到危险的将至，而是继续温水煮青蛙，用绥靖政策消极应对，直到1939年9月1日波兰响起枪声，同年10月加拿大正式向德国意大利宣战，从而参与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滚滚洪流之中。
随着加拿大投入到战争，征兵工作很快在全国有了眉目。当想到无论是自己的祖籍国中国还是现在生活的家园加拿大有被法西斯势力彻底蚕食的风险，外加迫切希望向主流社会证明华人的价值，许多温哥华华裔年轻人义无反顾地报名参军，为加拿大而战，更为华人的尊严而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论是136旅在南洋大地间的种种较量还是香港保卫战的慷慨燕士，华裔士兵用自身的英勇作战本领，甚至用鲜血书写了对加拿大的忠诚。
但在二战结束后的初期，华裔老兵雷伟洪等发现自己的中国亲人因排华法案还在生效，居然不能到加拿大和自己团聚。于是愤怒地将自己的军装和勋章寄到加拿大国防部，质问为何曾为这个国家浴血奋战，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国防部收到以后很快帮雷伟洪解决了个人问题。不过雷伟洪等争取的绝不是个人得失，而是要为整个加拿大华裔族群发声。在华裔老兵集体的不懈努力下，1947年联邦政府正式宣布废除排华法案，取消一切对华人的政策性歧视，1949年温哥华市府废除市级排华法令，加拿大华人终于获得了和主流白人一样的公民待遇。在1949年大选，88岁的温金有终于等到能够投票的一天，当时的他尽管已经将近九旬高龄，但依旧不顾年迈履行了自己的公民义务。当今天的我们尽情享受加拿大的一切幸福生活的同时，又怎能忘记那些昔日血战沙场的华裔老兵们，没有他们的付出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他们才是最值得敬仰的人。
要想在主流社会得到话语权，不仅要积极投票，更要积极参政议政。当华裔老兵用鲜血换来公民权后，大温先后涌现出华人参政的榜样，1957年进步保守党在温哥华的国会议员候选人郑天华当选加拿大史上首位华裔国会议员，1982年余宏荣当选温哥华市议会首位华裔市议员，1985年来自温东的李侨栋担任卑诗自由党领袖，是迄今为止唯一担任过主流政党领袖的华人，1988年温哥华华人商界和侨界领袖林思齐出任卑诗省督，这是加拿大史上首位华人省督，1998年同样来自温东的关慧贞出任卑诗乃至加国史上首位华裔省府厅长，2000年来自列治文的陈卓愉出任加国史上首位华裔内阁部长，2008年本拿比市学务委员王白进成为中国大陆新移民加国从政成功第一人，开创新的纪元。而2018年大温市选也即将到来，华人先辈在参政议政领域的付出不能忘却，只有主动参与融入，才能壮大华人的声音。
6 历史并没有远去:来自主流迟到的道歉
“正义或许会晚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大温华人历史上所遭受的一切不公待遇，终有一天会得到主流的道歉，从踏入社会的那一刻，温金有就始终坚信会看到这一天。事实上主流社会的有识之士早已看到这一点，为华人的命运而奔走，希望尽早还华人一个公道。
1935年大选，平民合作联盟(联邦新民主党前身)在温哥华的候选人集体在报纸刊登广告，呼吁给予华人投票权，因为华人也是加拿大的一部分。然而这一远见之举却遭到了联邦自由党和保守党的集体嘲笑，直到12年后才得以实现。
随着华人公民权得以落实，为人头税和种族歧视历史道歉一直是华社不懈追求的目标，但这个过程却相当漫长。1984年，来自温东的联邦新民主党国会议员米歇尔（Margaret Mitchell）率先在国会提案，要求联邦政府就华人人头税议题道歉，但遭到了联邦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拒绝，后来不了了之。
前联邦国会议员麦鼎鸿（Inky Mark）及夫人
2010年新西敏市府率先在大温市府中向华人道歉，2014年，卑诗省长简蕙芝在省议会正式提出道歉议案，内容包括当时禁止华人投票、禁止华人担任公职和对华人征收人头税，以及在教育、劳工等方面的政策歧视等，受到当时执政党卑诗自由党和在野党卑诗新民主党和绿党的一致支持，2017年卑诗省府又永久删除了排华法律条文，新西敏市和卑诗省府的道歉也为如今温哥华市府道歉奠定了基础。
“加华丰功光昭日月，先贤伟业志壮山河” 。这是矗立在温哥华唐人街的加国华裔先贤纪念碑上的一幅对联，对联的一侧是参加二战的加拿大华裔老兵铜像，另一侧则是当年付出巨大牺牲的华人劳工。和先贤们相比，进入21世纪的我们不管是生活质量还是所处的环境都可以说是天翻地覆。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吃水不忘挖井人，每当路过此处时，相信大家仿佛能够看到，在遥远的十九世纪，或在菲沙河畔，或在兰里堡边，有一群华裔先辈，在大温这片热土默默耕耘，背后则是用身躯搭建的华社与主流社会联结之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