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府要重振卑诗农地
刚刚进入2018年，卑诗农业厅长布兰妮（Lana Popham）就宣布，负责监管省内农业保留地（Agricultural Land Reserve）的农地委员会将在全省范围内征求民意，共议如何“重振”省内农地，汇总民意后在2018或2019年向省府汇报。目前卑诗省境内共有460万公顷农业保留地，占卑诗省总面积5%。省府将严格限制农业保留地被用作除农业活动外的其他用途。
在2014年，前省自由党（BC Liberals）政府将省内农业保留地划分为两区。1区包含大温、菲莎河谷（Fraser Valley）、奥肯纳根河谷（Okanagan Valley）与温哥华岛农地，农地保护限制不变；而包括省内陆、北部和库特尼地区（Kootenays）的2区农地限制则被放松，赋予当地农民更多将农地用作它途自由，容许内陆农地拥有更大发展弹性。这就意味着在卑诗省境内，将会有相当部份农地改变性质。
新一届新民主党（BCNDP）政府农业厅长布兰妮和农地委员会多名成员都是“农地专用”坚定拥护者，布兰妮日前指出，前省府划区新政是一个“错误”。委员会成员、库特尼地区农场主哈米尔（Arzeena Hamir）也反对放松保护2区农地。另一委员会成员、菲莎河谷大学（UFV）加拿大食品安全和环境研究主席纽曼（Lenore Newman）则批评道，许多地产投机者将大温农地视为“彩票”，期待购下农地后有机会将其转为其他用途，从中获利。
据悉，农地委员会将在阿伯斯福（Abbotsford）、基隆拿（Kelowna）、甘露（Kamloops）、乔治王子（Prince George）等城市举行公听会，同时在网上广征全省民意。
农地现状不容乐观
1985年，帕特尔（Andrew Petter）撰写研究论文《从1972年8月到1973年4月：土地委员会法规的创立》，总结了卑诗省在土地方面不断增长的问题：1971年以前20年期间农地的流失，由北部和内陆低产量地区的种植与牧区有所补偿和抵消。肥沃的菲沙河谷底部、海岸平原和靠近城镇的河床边缘出现损失，正是这些地方的土壤和气候最适宜农作物成长。到1973年，菲沙河谷所有可耕地的20%——卑诗省最具生产能力的土地被转用为住宅基地和城镇开发，每年超过三千公顷被如此蚕食掉了。
Landcor Data公司最新土地评估报告分析，人们对未来水源与食品匮乏的担忧，导致卑诗农地价格上涨，同时农地越来越集中在部分农场主手中。卑诗土地评估第一季度报告显示，卑诗共有超过5.2万块农地，总价值达102亿加元，农地易主转让交易量2005年开始下降。
有本地学者说，在不动产赚钱容易，所有需要做的就是向城镇边缘靠拢，购买那里的土地，切裁城市边角。由于城镇扩张使农地流失，导致进一步碎片化和孤立细分。其中包括条块切割的商场，分门别类的快餐标识，所有这些都是令人熟悉的画风与场面，使一度肥沃的农地上覆盖的是一片片停车场，陷入死胡同。于是卑诗新民主党政府要终止这一进程。
保卫战上世纪就已打响
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卑诗NDP前身是平民合作联盟（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Federation），当时就支持这样一种理念，即通过购买和整治土地，鼓励农民继续进行农业生产，以此阻止农地流失。
1952年，低陆平原规划局拿出报告表示，今后本地区人口或增长两倍，也需要成倍地供应新鲜牛奶、水果和蔬菜。1962年则出台《农用土地》（Land For Farming）报告，以期引起对农业用地流失问题关注。1964年又推出《机会与挑战》报告，计划将低陆菲沙河谷地带一半以上可用土地都用在未来农业方面。
尽管低陆平原规划局陆续推出上述报告，发出警告和建议，但卑诗省最好的土地却仍然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被用在非农业目的上，亟需权力上和立法上制衡。1965年，从农业学院返回家乡的斯迪文森（Harold Steves）勾勒出NDP倾向于土地法的决议。当时他了解到父亲四分之三土地都被列治文市议会重划为住宅物业，不被允许建牛圈，而这个牛圈可以保持生产牛奶，结果卖掉了130年的家族产业。为此斯迪文森进入政界，从列治文市议会到卑诗省议会，为保护农地进行了34年的奋斗。
1972年8月30日，巴雷特（DaveBarrett）领导的NDP赢得卑诗省选。1972年9月中旬，来自那乃磨（Nanaimo）的省议员斯图皮奇（Dave Stupich）出任卑诗农业厅长，派特逊（Sigurd Peterson）成为助理副厅长，共同策划保护农地蓝图。
其实在1971年12月，派特逊就曾撰写报告，要求当时的社信党（Social Credit）省政府冻结农地买卖，对土地以“农业使用价值”和“非农业使用价值”区分对待。
到1973年2月，巴雷特省政府制定了42号法案，即土地委员会法案（The Land Commission Act），决定终止农地买卖。为此官方反对党社信党省议会领袖里查特（Richter）直接向当时联邦总理老特鲁多发电报，要求他干预此事。里查特吐槽说：“42号法案史无前例地否认加拿大人权宪章所有方面，也是对英属北美法案彻底背弃。”其他反对党政客也群起而攻之，似乎到了世界末日。社信党省议员兼农业评论员菲利普（Don Phillips）在与《省报》（The Province）记者交谈中声称，土地委员会法案是他有生以来看到的最恶毒不堪的立法：“我实在不敢相信是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却亲眼目睹到炮制出这样一个法规，用一种专制的权力，毫无补偿地夺取每个人土地。”官方反对党领袖贝内特（W.A.C.Bennett）甚至称此为“共产主义威胁”，管NDP省长巴雷特叫做“马克思主义者”。
当时巴雷特则劝告对手保持镇静，仔细读读42号法案之后再说。巴雷特不久前对此追忆说：“他们的歇斯底里刚开始有点奏效，但当辩论进行时，情绪冷却下来一点。”直到舆论转向，人们才意识到土地委员会法案是有根据的，并不在于或左或右的意识形态。因为卑诗保守党领袖诺里斯（T.G.Norris）亲自给巴雷特发电报，支持42号法案，诺里斯还在省议会大声念出：“亲爱的省长：我完全支持土地法的制定，反对的声音并没有合法依据。该法案是理性实施的，对我们所有人都十分重要。作为卑诗省水果生长联合会和奥肯纳根农业市场组织长达15年的顾问，我记得人们年复一年地要求通过立法，来阻止农地流落到开发商手上。对于1955年的低陆菲沙河谷，The Clyne Commission关于牛奶市场的报告共15页，就警告过土地细分所带来的严重危害，波及区域包括列治文、素里和三角洲及低陆菲沙河谷。”
巴雷特于今回忆说：诺里斯“是一个保守党党员，一个受人尊重的法官，当然不是NDP的人。但这是理性的人，也是卑诗省负责任的公民，在该法案辩论的过程中站了出来。”
农地保护要付出代价
当时卑诗NDP内阁成员威廉姆斯（Bob Williams）意识到，上述42号土地法案存在若干瑕疵，其中一个就是斯图皮奇和派特逊失于对代价进行现实的估计，完全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预算或启动数字。
斯图皮奇急于推进土地保护法案，想通过直接向农民和开发商喊话，把农地保护作为NDP省政府议事日程中的优先选项，在省议会快速过关。帕特尔1985年的研究论文提到了斯图皮奇的做法未经咨询，不计代价：“这是我所遇到过的最有原则性的人，不会掩饰。握手会全力以赴，不虚情假意。他在社区得到充分尊重。唯一缺陷就是过于天真，相信一切，过于宽厚。”
1963年低陆平原规划局统计，菲沙河谷一半以上土地都是农地，当时威廉姆斯正是该局成员。从1964年到1966年，他是温哥华市议员。然后代表温东选区成为省议员，正是根据这样的从政经历，他对农地问题有着非常到位的理解。他在省议会肩负重任，出任过土地和水资源厅长。当他接手重写斯图皮奇和派特逊的法案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竟是一场马拉松。不久前他回忆说：“本质上来说，这是农业厅被束之高阁的一个法规，等待着一个天真的政府来加以实施。”“那时的农业厅并未进行任何真正分析，我幸运的是清楚该规划的背景，当时低陆平原规划局另一名成员皮尔逊（Norman Pearson）是我的助手，他探讨有关农民的补偿问题。这也是我在研究的问题，尤其是英国在土地划分与分配方面的补偿问题。英国体制中的传统是只有皇权可以这样做，而这在内阁就是一场硬仗。”
皮尔逊统计出的补偿金额大体为30亿加元。威廉姆斯对此说：“当他们理解了这个数字的时候，我就算是赢得了这场战役。随后出现混乱局面，斯图皮奇无法驾驭。整个事态悄悄地转移到我的办公室，我引入市政律师拉尼（Bill Lane）来操控这项立法的实际转变。拉尼就在我的隔壁办公，我们一直搞到14个草案。”
作为律师的拉尼，后来成了列治文首席城市顾问。威廉姆斯于今说：“拉尼在列治文保护地沟和海岸线地区做了很出色的工作。列治文另一位了不起的市议员是麦克马瑟（Bob McMath），很长时间出任过低陆平原规划局主席，他和拉尼并肩规划。”
1975年土地委员会出台《保持公开选择》报告，主张在城镇与乡村交合处采取合作行动，认为保护农业社区的有效方式是帮助城镇解决问题，而这些问题过去都是通过不断加深侵害乡村的权宜之计来处理。该报告指出：“农业保留地是对土地保护与划分的最好描述，防止非农业开发侵害，把土地限制在农业使用的范围内，避免减少土地的农作物生产能力。”
作为一项法规经历如此热闹的辩论，42号法案和农业保留地得以延续下来。这是因为卑诗最肥沃的农地都紧邻于城镇边缘，便于新鲜的产品供应给农夫市场。低陆菲沙河流域的阿伯斯福和巴恩斯顿岛（Barnston Island）有些例外。过去5年，奇利瓦克（Chilliwack）土地变化进程也引起社会关注。
斯皮迪弗土地成为案例
在过去15年，最有名的农业保留地进程是对低陆界限湾（Boundary Bay）的部分斯皮迪弗土地（Spetifore Land）的处理。
实际上大部分斯皮迪弗土地从来都没有被设计为农地，由于临近界限湾，其土壤饱浸盐水，只能用做牧场。斯皮迪弗（George Spetifore）申请在他所属的这样一块土地上盖房，当42号法案1973年通过后不久，土地委员会过来考察，这块土地属于未标明用地，最后的机会只能是扩大为界限湾公园。
1979年，大温公园局主席、高贵林市长托恩（Jim Tonn）安排由三角洲市赞助，要求卑诗省政府将斯皮迪弗土地从农业保留地名单中剔除，转向公园用途。省政府示意或会授权这种例外，但这些施压活动也导致这样一个问题：为了被允许城镇开发，三角洲需要修补它的社区计划，否则与原来的政策相抵触。1979年秋，修订附例通过三读。要想过关还要有四读，直到省政府批准这个农业保留地的例外。
1979年正赶上市选，大温区域局人员构成发生变化，同时也更变了区域规划内容，这就意味着要有新的附例来实施“斯皮迪弗例外”（The Spetifore Exclusion）。1982年3月25日，大温区域局议决此事，董事们发生分裂，12名支持，12名反对。由于票数按人口构成所代表，最后32票对33票被否决。新当选的温哥华市长哈葛（Mike Harcourt）发挥了关键作用，他的5票都反对。这被视为大温区域局维持规划权威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决定超越了市府与省府双重意愿，甚至被视为一种背叛。
斯皮迪弗土地案经历了史上最长的听证会和开发商大量时间财力，然而计划中的2,600套住宅和高尔夫球场规划仍按兵未动。一份仅建造1,000套住宅和高尔夫球场请求也被叫停，该请求要求提供250公顷海滩。
斯皮迪弗物业虽然享有例外，但仍然倾向于农用而非开发。而三角洲其他农业保留地维持草丛，作为遗产的粮仓成为上面唯一的建筑，但由于有火灾危险，也被拆除了。
无论未来斯皮迪弗土地命运如何，前NDP省长巴雷特仍有信心它对大温的土地保留价值。他说：“几年前温哥华获得绿化带的最高荣誉，要归功于农业保留地。我们对未来具有社会责任，这与政治意识形态无关。理性的人都会明白人口在增长，需要土地提供食物，必须要保留农地，这是不难理喻的。这本不需要政治辩论，这个单一问题超越了社会所划出的所有界限——贫穷对富裕，农民对城镇市民，政党对个人。”
农地保护任重道远
42号法案和农业保留地做法已被魁省和安省等所效法，尽管卑诗省政府后来不断对此修补，却没有取消它。不过也在面临着严峻考验，因为现在出于种种市政利益，都在考虑把原先农地从农业保留地名单上转移出来。威廉姆斯就倾向于将农业保留地地区化，由政府重构。他就此说：“这是危险的，但这又是我乐见的危险。我们应该像瑞士那样，从维多利亚下放权力。”而巴雷特则相反，他倾向于最初的集权委员会结构。
尤其对于一些新兴城市，不得不承认也面对生存与发展关系。阿伯斯福市议会2017年8月就通过决议，解除对一些农业保留地的保护。市长布罗恩（Henry Braun）表示，他投票赞同将农地释放出来，改为开发用地，其理由是该市缺乏工业地来发展工业与创造就业机会：“我们需要工业土地，迎接未来将迁移来的6万人口。”受影响的两块土地面积达201英亩，占该市所有农业保留地的1%，此决定遭到当地农民与环保人士强烈反对。虽然市府自行通过此决议，但还需获得卑诗农地委员会批准。
毋庸讳言，农业保留地面临到持续压力，而且需要化解。当城市与周围乡村在一条栅栏或一条道路相遇，或如同在卑诗省常见的那样，在诸如河谷和水湾等自然景观相遇，往往就会导致开发商业娱乐场所和住宅区。这些开发就需要评估和权衡自然资源方面的损失，甚至需要经年累月来补偿。城镇土地价值取决于位置，而农地价值取决于生产可以销售的食物的能力。于是有专家就此指出，当城市接近乡村，潜在的城镇用途就会使农地价值变得膨胀起来。通过肯定农地在农业用途上的长期效用，农业保留地目的就是要减弱和限制上述那种在公共利益上的价格膨胀。
农业保留地在卑诗建立之前，每年本省流失可耕地6,000公顷。之后保留的可耕土地为470万公顷，占全省总面积5%。卑诗省发展规划师帕迪逊（Guy Patterson）表示，正是因为这些规限的土地，创造了22亿加元直接农业收入，提供了至少两万个工作机会，生产了全省所需要的一半食物。这种持续的活力是重要公共政策问题。这不仅仅是为了向城市居民提供新鲜市场蔬菜，农业保留地也给城市带来其他好处。保留城市边缘地带，减少基建价格，鼓励形成密度更大的城镇中心，为公共交通服务提供撑力。还能欣赏到可耕山谷景观，还有林木密布绿化带，与城市融为一体。作为土地良好管理的副产品，这些景观是不可替代的。
农地建房意见龃龉
关于在自家农地建房以及建房规模，目前也引起相当大的争议。有舆论认为，正是由于各市政府在这方面附例宽窄不一，给地产投机者提供了钻空子机会，低价购入农地，然后建造大屋甚至“怪兽屋”，再高价卖出，从中赢取暴利。基于此，卑诗绿党领袖韦弗（Andrew Weaver）提议，要求禁止外国人购买5英亩以上农业保留地。而卑诗大学商业教授德维多夫（Tom Davidoff）认为，问题并非是买家国籍，而是买家作为，如果要阻止在农地上兴建豪宅，就应禁止任何人这么做，无论是本国或是外国人。
事实上在农地建豪宅早已不是新闻，近日一家空壳公司在列治文市内一块占地26.6英亩价值8.8万加元的农地上建豪宅，预估建成后价值竟然高达830万加元，相当于每亩31.2万加元。对此引发本地居民强烈不满，维权组织农场观察(FarmWatch)成员吉兰德斯(Laura Gillanders)表示，原本应该供农民耕种的农地现实结果竟是农场一个接一个被淘汰，而所建的豪宅根本与农业活动无关，反而享受了省府农地减税优惠，如果这一豪宅建成，将成为列治文最贵的十大物业之一。
去年5月，列治文市议会对农地建房做出了相关规定，面积上限为一千平米。到同年11月，当地就有民间组织集会请愿，要求市府进一步严格限制在农业保留地上建房面积。今年2月，列治文公民协会（Richmond Citizens Association）再次发起集会请愿，要求把农地建房面积具体控治在500平米之内。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列治文市议会3月26日就从一千平米减至五百平米进行议决。虽然投票未果需重新研究，但是也由此看到支持方与反对方尖锐对立，这个问题今后仍然有再度激化可能，反映出相当民间情绪。
有人批评说，市府对农地保护每况愈下，情况在不断恶化，农地甚至成为躲避20%海外买家税的工具与渠道。不过也有人抱怨说，市府附例不便随意改动，应该保持相对稳定性。还有一种舆论更把市议员在此问题上的表现，与今年市选挂钩，作为投票重要参考坐标。
重点话：
我们对未来具有社会责任，这与政治意识形态无关。理性的人都会明白人口在增长，需要土地提供食物，必须要保留农地，这是不难理喻的。这本不需要政治辩论，这个单一问题超越了社会所划出的所有界限——贫穷对富裕，农民对城镇市民，政党对个人。
—-前卑诗NDP省长巴雷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