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智库报告：若西方与中国全面脱钩,中国将成最大输家

该研究报告的合著者之一的利桑德拉·弗拉赫(Lisandra Flach)在Ifo官网的英文简报中表示：“去全球化会使我们变穷。与其让企业在没有充分理由下拒绝重要的贸易伙伴，不如增加从其他国家的采购力度，以减少对某些市场和专制政权的片面和关键的依赖。”

另一位合著者弗洛里安·多恩(Florian Dorn)也表示，“德国作为一个出口国，如果想要重新调整其商业模式，那么供应链的外包并不是一个有助于经济发展的解决方案。一个更具希望的选择是与美国等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和自由贸易协定。这应该是德国和欧洲经济政策的目标”。

美国之音专访了Ifo研究机构的欧洲经济政策主任，也是该研究报告合著者之一的弗洛里安·多恩。

美国之音：在这份报告的导言中提到，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暴露了德国在国际供应链方面的脆弱性，以及避免单边依赖的必要性。那么，现在德国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如何呢？

多恩：现在德国的工业领域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很高。中国是德国制造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在过去几年里，这个比重又增加了很多。如果你问我们国家的公司的话，大约有一半的公司会说他们与中国有一些贸易关系，或是需要依靠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所以，现在德国公司的供应链在依托于与中国的关系，这其中包括一些关键性的依赖。特别是当我们谈论一些稀缺的物资，比如当我们提到电池的时候，这也是德国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

美国之音：现在德国在哪些工业领域和中国有较为密切的关系？

多恩：我手边没有具体的数据表，但我可以告诉你，哪些工业领域会因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而受到冲击。比如，汽车制造业、运输业、运输设备制造业以及机械设备制造业，还有制药业或化学工业也依赖于来自中国出口的重要原材料。

因此，(如果中德间发生贸易问题)这些对德国经济非常重要的行业，将会变得非常艰难。对于这些行业而言，他们将失去的，不单单是生产制造时较为廉价的材料供应方、供应链、以及中间产品，而且还将包括一个出口市场。一个巨大的，不断增长的出口市场。这就是为什么这些非常活跃，且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公司将会受到重创的原因。

美国之音：在你们的报告中的第三个可能出现的场景里(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脱钩)提到，如果西方和中国之间出现双边脱钩，中国将成为最大的输家。与德国相比，中国的GDP将下降2.27%，欧盟其他国家为0.49%，美国为0.48%。这表明，与德国和欧盟相比，中国经济似乎更依赖于当前的国际贸易链。

(该研究报告中提出了五种可能出现的场景，①德国与中国的脱钩，②欧盟与中国的脱钩，③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脱钩，④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脱钩+欧盟与美国间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以及⑤西方国家与专制制度国家间的脱钩。该报告中的西方国家包括：欧盟27国、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澳大利亚。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脱钩，包括单边脱钩和双边脱钩两种可能性。与欧盟单独脱钩相比，西方国家联合与中国脱钩的话，将大大增加中国GDP的损失。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单方面脱钩， 将导致中国的 GDP下降1.4%， 而在双边脱钩的情况下，中国的GDP降幅会高达2.27%。这一数据将远高于西方国家在双边脱钩下的GDP损失：德国为0.76%， 欧盟其他国家为0.49%，美国为0.48%。因此，该报告指出，在双脱钩的情况下，中国将成为最大输家。)

多恩：中国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国内市场，这是事实。但在我们设定的这一场景里，所有西方国家一起开始贸易战，或增加贸易壁垒。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中国将失去所有的西方市场——供应链和商品的进出口。而西方国家之间则可以增加相互间的贸易。

因此，德国可以提高与美国或日本的贸易比率，或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比率。但中国没有可以相对应的可替代国家或地区。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所有西方国家一起切断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中国会损失更惨重的一个原因。这并不是说中国是一个比德国更依赖国际贸易的国家。

事实是，如果所有其他国家一起对中国采取行动，那么对中国的伤害就会比其他国家大得多。因为这些国家仍然可以在他们之间继续进行贸易，在这个由西方国家组成的集团内部。

美国之音：在研究报告里出现了“政治的不安全性”和“政治的不确定性”，这样的词汇来描述中国政治的现状。你能具体解释一下你是如何理解中国政治中的这种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的吗？

多恩：我们的意思类似于我们所看到的。首先，在新冠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看到德国的供应链非常依赖于中国的出口。德国的企业出现无法生产的情况，其原因是其中一些来自中国的产品无法送达德国。德国工业的很多行业的供应链都依赖于一些中国方面的决定，比如说，关闭一个港口。

这是与“政治的不安全性”有关的事情，但与这种不安全性更有关联的是政治关系。例如，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局势将如何发展？如果冲突开始加剧，美国会开始对欧洲说，你必须在美国与中国之间选边站队。

这种政治的不安全性，表现在德国的公司受到了(中国政府)批准切断供应链方面的影响。在新冠疫情下，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德国公司在多大程度上被依附在这种政治不安全性上，受制于某些国家，某些政府的决定。这不是德国的决定，但他们必须对其他国家的某些决定作出反应。

这也是我们在乌克兰危机中所看到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不是德国的决定，但德国经济被依附在这种政治的不安全性上。一些专制国家可以说，我们的决定不是基于经济因素，我们只是想展示我们是更强大的国家。入侵一个邻国会影响供应链，特别是对德国而言，德国非常依赖于这个国际供应链。

美国之音： 在今年6月底的北约马德里峰会上，中国首次被提及。俄罗斯和中国现在已被明确地树立为北约的威胁(挑战)。中国正在成为乌俄战争中的附带战略对手，这也是中国选择与俄罗斯成为准联盟所带来的政治后果。而现在，你们撰写的这份报告似乎在告诉我们，即使西方国家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西方国家所需要承担的经济风险也没有那么大。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多恩：说到你的最后一句话或你的问题，是不是经济成本没有那么大？这取决于我们的模拟场景，我们的模拟显示的是一个中期的影响，这是一个10年到12年后的平衡点。这里面有些假定，比如企业和经济是有时间可以调整的，并找到一些可替代的产品制造国。各个国家有时间来调整，来适应这种发展。

然而，这种经济的影响还将是巨大的。因为我们已经表明，这种情况发生时对欧盟及德国经济的影响，将是英国脱欧的六倍。

英国脱欧，对经济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这意味着如果贸易关系在短期内的改变，以及贸易成本在短期内增加，经济损失会更大。因为一些公司需要时间去改变他们的供应链，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将会影响到德国或欧洲经济，并对一些西方的经济体造成严重的影响。

所以我们的预测，是基于一个10到12年的中期调整，而不是在一两年内的。

美国之音：这份研究报告里提到的五种可能出现的场景，你认为哪一种更有可能在未来五到十年内成为现实？

多恩：这个问题不太容易回答，因为我们的场景都是些具有难度的设定。我不认为德国或欧洲的生产在(任何一种脱钩的情况下)完全恢复，因为我们非常依赖全球经济。欧洲的繁荣，特别是德国的繁荣，取决于全球化和全球供应链的良好运作。

所以，我不认为出现我们假定的场景，是一个可能的情况。因为在德国，许多公司，还有就业市场，都依赖于全球化。我们的设定场景里让贸易壁垒达到一种完全切断的程度，但我不认为这种切断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巨大关系战略情况会真正发生。

我认为，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介于目前的状态和可能完全切断贸易关系之间的情况发生。欧洲的一些公司，或者德国的一些公司，将会审视一下关键的依赖性，并去尝试寻找新的贸易伙伴，以减少对一个国家的依赖性。

介于目前状况和增加贸易壁垒之间的情况，将比我们模拟的情况更可能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去增加贸易壁垒，我认为欧洲主要国家的政治家们应该努力不增加与中国的直接成本，这不是正确的策略，完美的策略应该是减少对中国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