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民政部发布的消息，2021年我国独居单身成年人口大概是 9200 万。有网友戏称，独居状态就是“一人独居，两眼惺忪，三餐外卖，四季淘宝。”而在曾经火遍全网的“孤独的十个等级”榜单里，最高等级的孤独，是“一个人做手术”。
疾病会让人变得脆弱，生病时往往更需要人陪。于是“陪诊师”作为一种新型职业在社交平台上火了起来。
挂号取号、科室引导、陪同就诊、排队缴费、代取药品与诊断报告，是这个职业的日常工作。薪酬不菲、时间自由、入行门槛低，谋生的同时还能实现自我价值，成为该职业的标签，陪诊师的相关话题也频登上热搜。
北京青年报记者从天眼查注意到，以“陪诊”为关键词搜索到的企业有746家，仍存续的企业有536家。小红书上，相关笔记就有4700多篇。
在人们的固有假设里，老年人应该是对陪诊师需求最大的群体。而现实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有此需求。据媒体报道显示，有陪诊需求的人群中，年轻人占比超过六成。
那么，哪些年轻人会找陪诊师？他们付费为就诊 “找伴”的理由又是什么？
95后女孩 找陪诊做肠胃镜
“不想让家人担心，又不想一个人”
95后大理女孩郭丽，从昆明的一所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当地工作。
影视剧截图
郭丽在社交平台上搜索了一下当地的陪诊，找了一家合眼缘的陪诊机构，确定好价格后，很快就有陪诊师联系了她。陪诊师珍珍在问了她具体情况后，提醒她不能吃早点，要带证件，还要做好核酸。
很多时候，陪诊师在陪诊前，都会根据患者的情况，做些叮嘱、规划好时间。
10月19日，两人在医院门口会合。进医院后，珍珍帮郭丽充值就诊卡、排队取号。珍珍全程一直和她聊天，帮她缓解紧张。“珍珍跟我聊了很多日常的事情，她知道我是大理的后，还和我聊家乡的风土人情，让我感觉很放松、很亲切。”郭丽说。
做完检查后，郭丽觉得头昏，还有点痛。珍珍把她扶到椅子上，默默陪着她，“那个时候我不想说话，她也没有说，安静地在我旁边陪着我，就刚刚好。”郭丽说。
中国的单身独居群体，2021年的人数大约是9200万。这些人平时看起来自由自在，但身体遇到状况时，还是会感觉脆弱。郭丽说，自己找陪诊师最重要的就是想得到情感上的支持，“我个人没有那么独立，很多时候都需要陪伴。”
此外，节省时间也是郭丽找陪诊的考量。她毕业后在一家私企做新媒体运营，时常加班改文案，“找陪诊的话，他们会帮你拿药什么的，就挺节省我的时间的。”
4个小时的陪诊，郭丽花了129元，这差不多是她半天的工资，但是她很开心。
陪诊师珍珍认为，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与其说他们是在花钱买“排队、挂号、买药、取结果、传达医嘱”这些流程性的服务，不如说买的是陪伴带来的安全感。
网上流行的“孤独的十个等级”
抑郁症患者 每次看病都找陪诊
“他说得到了精神上的支持”
找卢菲陪诊的青年客户主要是两类：一类是有抑郁、焦虑方面的问题，自己也不太想让别人知道；还有一类是宝妈，因为孩子比较小，老公工作又较繁忙，会需要她陪着去医院。
客户里，让她印象较深的是一个叫王明的小哥。王明在京创业10多年，就在他事业有成的时候，被确诊为抑郁加焦虑，伴随严重的躯体障碍。
卢菲第一次见王明是在一年前，王明刚确诊。那时他还非常抗拒治疗，在医院当场跟妻子吵了一架，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病。
“我那时身体也老‘不舒服’，也去精神科看过，现在也服药。”卢菲说她用自己的经历，获得了王明的信任，并想尽办法劝他积极接受治疗。
帮客户挂号、取药等是陪诊师卢菲的基本工作
此后，王明每月都会定期去复诊拿药，陪诊师一直是卢菲。王明和家人在沟通上有较大的分歧，和卢菲产生共鸣后，每次都愿意让她陪诊，“他说（我陪着）能得到精神上的支持。”
在王明看来，陪诊师是懂他的，所以他觉得陪诊师就是一个“临时家人”。
“现在，他见到我和医生都会非常开心地打招呼，并且会遵从医嘱按时服药、休息、听音乐放松，已经很配合治疗了。”
一年里的每次陪诊，卢菲都会开解王明，医生也用专业技能获取了他的信任。王明经历了由起初接受药物治疗时的负作用明显——紧张心慌、失眠加重，到后来因为血压升高两次换药，再到现在一点点好转起来、血压稳定，身体也渐渐感觉好了起来。
”我很期待他停药的那天，那一天应该不远了。”对王明身体的恢复，卢菲很有信心。
21岁少女 做人流不愿亲友知道
“她们说这个职业很有必要”
从今年8月正式入行，到现在她已经在杭州服务了150多位顾客，在这个过程中，她见证了不少的人情冷暖、悲欢离合。
在人们的固有假设里，老年人应该是对陪诊师需求最大的群体，而王方却表示，自己七成的顾客是青年人，而且女性居多，“很多是做人流、宫腔镜等妇科手术。”
王方的顾客中，年纪最小的一位只有21岁，叫萌萌。萌萌提前一天通过某平台联系上了王方，当时说是要做一个小手术，需要陪同，但具体什么手术却不愿意透露。“我当时就猜，可能是流产手术。”王方说。
王方说，她们早上8点在医院会面，萌萌穿了一身黑色西装，里面则是一个高领毛衣，毛衣已经破了，包包上面也有口子。女孩扎了一个马尾辫，穿着双运动鞋。直到两人碰面，萌萌也不愿意说出自己将要做什么手术。
在等待的过程中，她们闲聊，萌萌才和王方坦白，她不愿意让朋友知道自己做人流手术，但又想找个人陪，觉得一个人太孤单，于是就找到了陪诊师。
王方看前面人太多，就让萌萌先去椅子上坐着，她帮萌萌排队，只剩五六个人的时候叫她。
陪诊师王方替客户办理就医手续
由于当天做流产的人很多，萌萌的手术被排到了下午。已经超过了最开始说的半天的陪诊时长，但王方依然没有离开。等待时，萌萌跟王方聊起天，说她家在金华，自己在杭州读书，爸爸一直在生病，她很缺乏安全感，还一直在吃精神类的药物。
萌萌没有透露男友在哪里，王方知道这是客人的隐私，也没有多问。当讨论起“陪诊师”这个职业时，萌萌说这个职业很有必要，鼓励王方“做大做强”，还建议王方将来可以做些公益陪诊，帮助那些经济条件比较差的人。
快轮到萌萌时，王方贴心地拿出了提前准备好的卫生巾和卷纸，让她手术时用，还给萌萌买来了一瓶水，提醒她术前需要空腹，但医生说，渴了可以喝一点水。
手术室外，王方守在那里，有人低头无语，有人打着游戏，有人焦急地张望。
萌萌出来时，脸色很苍白，在床上沉沉睡了一个多小时。在这段时间里，王方帮萌萌向医生预约了下次的复诊，“这样她下次再来就不用现挂号了。”
00后女生 花4000元找陪诊
“这也算是一种时尚吧，省心省力”
今年10月中旬，他陪一位22岁的女生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神经内科看诊。“我工作压力大，有时会头疼。”女生对德龙说。
眼前的女生，穿着干净、简洁大方，就医时伶俐的气质让德龙印象深刻。
女生当天的检查分别安排在了上午和下午，11点过后，女生顺便和陪诊的德龙一起吃了顿饭。
她告诉德龙，自己17岁起便没有再上学，开始在社交平台上做微商，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而自己的社交圈都是大自己十几岁，甚至几十岁的老板，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别说赚钱很难、甚至没人能够交心。
相谈中，女生又大方分享了自己原生家庭的不理想，还有自己做生意的近况。“早熟的她，不愿在旁人面前展露自己也有软弱的一面，因此选择了陪诊服务。”德龙说，女孩还觉得找陪诊算是一种时尚：省时省力，花了钱就不用费心了。
很多时候，因为医院分工的专业性，即便是一直触网的年轻人，也会因为对不同病症该挂哪个科室的号、去哪儿做检查等就诊流程不了解而困惑，而熟悉医院就诊流程的专业陪诊师，显然填补了这一空白。
影视剧截图
“费用你说多少都行，我直接转给你。”此次服务，德龙收了女孩4000元。
当然，不是所有的陪诊师都能有如此的“高利润”。北青报记者了解到，按4个小时算半天、8个小时算一天的收费标准，绝大多数城市的陪诊师费用均价在200元/半天、400元/一天，而北上广的价格略高，约为300元/半天、600元/一天。
“即使按照最高收费也达不到4000元啊?”面对北青报记者的疑问，德龙解释说，女孩的服务包括“绿通服务”，因为她不仅看了神经内科，还临时加了心内科的检查，所以价格不止是陪诊费。
年轻宝爸 带病娃来京找专家
“明天就要看，钱不是问题”
几天前，男子5岁的孩子腹痛呕吐，在老家的一家医院就诊后，病理报告显示淋巴瘤。一家人赶到北京，挂上了北京儿童医院的专家号，专家是德龙委托朋友联系上的。
早晨不到八点，德龙便来到了儿童医院的门口，等待他今天要陪诊的客户。
一家人风尘仆仆，孩子看着就很消瘦、脸色蜡黄，始终要妈妈抱着，时常哭闹。
外地患者来到北京，人生地不熟。德龙接待过不少这样的客户。儿童医院的内部构造复杂，第一次来的人，很容易走晕。当天见了面，孩子父亲对德龙说得最多的话就是，“钱不是问题。”
取号、候诊、看病……等了没多长时间就进诊室了，一切貌似都进行得很顺利，医生给孩子开了三项检查，挂了病理科做病理会诊。
“病理切片带了吗？”医生问道。“带了带了。”孩子父亲说。
“你这缺东西啊？”医生一看。“啊！是不是那边没给？” 孩子父亲解释道。
病理会诊时，父母才知道，孩子的部分病理切片未从当地医院带来。而当地医院并不接受病理切片代取，必须由患者或患者家属携身份证借用实验室内储存的病理切片。
“一定要用最快的速度拿过来。”医生表示，该切片不可或缺。
德龙为孩子父亲买了高铁票、送到北京南站，还安排司机将母子两人送到了预订的宾馆。
抽血、拍PET-CT、骨穿刺、病理会诊……为就诊环节忙前跑后，德龙称他就是利用自己对就诊过程的熟悉，抓住就诊流程中的每个节点，最大程度帮孩子家人少走弯路，让孩子尽快得到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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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你辛苦了，钱不是问题。”最终，德龙收了一家人2500块钱（包括垫付的1300元的挂号检查费）。
第二天下午，就在德龙以为孩子应该会很顺利时，他看到了这名宝爸发了朋友圈。
“这是我的儿子，突患恶性淋巴瘤，现在在北京儿童医院治疗，后续需要半年化疗，费用至少在50万以上，无奈发起筹款，孩子急需您的帮助。”
“我当时头都麻了，对于这家人来说相当于当头一棒。我能做的也就是帮他转发了朋友圈。”
近七成陪诊师为90后、95后
行业监管制度尚处空白
今年10月份南都民调中心报告显示：有陪诊从业经历的受访者中，以女性从业者为主，90后、95后成为陪诊主力，占比近七成，工作时间灵活自由、收入可观、帮助有需要的人是受访者从事陪诊工作的主要原因。同时，受访陪诊师认为陪诊更需要具备服务意识、责任感和基本就医/医务常识等职业能力。
北青报记者发现，陪诊师多是通过自己的个人账号发布工作信息，当客户在网上寻找陪诊服务时，难以辨别真实有效的信息，筛选陪诊师颇有几分开盲盒的味道。而陪诊师们，其客单量并不稳定，多是靠服务口碑积累人脉，由老客户介绍新客户。
此外，北青报记者注意到，目前，陪诊师这一职业尚未被收录在人社部发布的《国家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中，没有行业规范，陪诊师提供陪诊服务都是“单打独斗”，服务流程未形成体系，价格上也没有统一标准，服务中涉及的风险责任也不明确。
2022年6月9日，在陕西省政协编发的社情民意信息中，民进陕西省委员会在调研中了解到，职业陪诊服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创业就业的渠道，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职业准入门槛不明确，行业规范缺失，服务范围标准不一，陪诊价格浮动随意，陪诊服务的行业监管制度空白，处于“无准入门槛，无服务标准，无主管单位”的三无状态。
珍珍、卢菲、王方、德龙向北青报记者表示，他们迫切希望陪诊行业向规范化、标准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