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国家网信办对大企业赴美上市的新规让大洋彼岸的资本市场感受到了寒意。彭博社在19日的文章中称，持续了二十多年的赴美上市大潮似乎要落下了，而香港，将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尽管文章不出意外地力图渲染中国的“管制”色彩，但文章也承认，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推进证券市场的现代化，在中美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这一需求正变得日益紧迫。
一些资本也不青睐那些总是想方设法“钻空子”的中国企业。GW&K投资公司的一位经理表示：“我不会为那些希望绕开任何中国政府希望达成的目标的公司提供融资。”
2万亿赴美上市大潮落幕
彭博社报道称，二十年来，由于资本对中国这一全球增长最快经济体的投资热情高涨，再加上对资友好的监管环境，中国科技公司纷纷赴美上市，其数量已达数百家，价值更是到了2万亿美元。
但是在7月10日，国家网信办在《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六条中规定：
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者赴国外上市，必须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
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者赴国外上市，必须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
彭博社认为，这相当于给在美国首次公开募股（IPO）的中国企业“敲响了丧钟（death knell）”。文章援引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外籍教授保罗·吉利斯（Paul Gillis）的话称：“五至十年内不太可能会有中国公司在美上市，可能只有少数大型公司会在美二次上市。”
报道将今天这一局面归咎于滴滴不顾中国监管机构的反对强行赴美上市引发的冲击波。对那些尚未上市公司的投资者而言，拿回资金的不确定性正越来越大，中概股指数较近期高点已下跌了近30%，华尔街也开始为利润丰厚的承销费生意枯竭做起了准备。
为赴美上市，国内民企“钻起了空子”
彭博社称，美国证券市场对于中国公司而言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从1999年的第一波开始算起，已经有400多家中国公司选择在美国交易所上市，筹资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科技行业。他们的股票后来从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牛市里获益量多。
以开创了这一大潮的香港“中华网”为例，他们的股票在上市首日大涨236%，创始人和投资者从中赚了不少钱，并为中国互联网公司开辟了一条吸收外国资本的途径。
但相比于港企，内地民企想玩这套要面临的障碍要大得多。为了绕开这些，他们同美方在可变利益实体（VIE）形式上达成妥协。以2000年上市，并开创了一种全新模式（新浪模式）的新浪（2021年退市）为代表，内地民企凭借这种复杂的公司结构转变为外国公司（ turned into foreign firms ），有了海外投资者可以购买的股票。尽管这套方案在法律上并不可靠，但在事实上一直被多方所默许。
另一边，中国政府并未放弃证券市场现代化的努力。1990年，中国重新开放股票市场；2009年，中国又在深圳推出了纳斯达克式的“创业板”；2013年，中国向外国投资者开放了直接购买内地股票的渠道；2018年，中国还推出了一项与美国存托凭证（ADRs）有竞争关系的中国存托凭证。
2019年，科创板开板，彭博社将其描述为“最激进的举措”。因为它最大程度的缩减了各类规定：不盈利的公司可以上市；首日价格波动上限取消，不成文的估值上限取消。其目的在于创造一种能够让中国科技公司减少对美国资本依赖的市场环境。
科创板开板 图片来源：海峡之声
报道认为，随着中美关系自特朗普政府后期开始日益紧张，对证券市场现代化的需求正变得更加紧迫。特朗普政府曾推出过严厉的新规，如果中国公司拒绝向美国监管机构提供金融信息，它可能就会在几年后被踢出交易所。
香港成为受益者
如今，随着中国企业寻找更靠近本土、政治上更安全的替代场所，香港将成为受益者，借由香港二次上市的内地民企也有所增加。
但彭博社认为纽约仍然更受中国企业的青睐：因为那里的IPO申请只需数周，而不是数月；它的流动性和估值也要强于中国的交易所。仅今年1年，中国公司就通过在美国首次发售股票筹集了130亿美元。
然而，滴滴备受争议IPO似乎触及了中国的底线。《红色资本：中国的非凡崛起与脆弱的金融基础》的作者卡尔·沃尔特认为，美国存托凭证的终结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已经在美国上市的那些公司而言，接下来发生什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政府如何处理可变利益实体。知情人士预计新规将在一两个月内出台，香港正越来越成为一个可行的替代选项，其开放的市场和紧盯美元的汇率制度有助于人民币的兑换。
彭博社认为，持续了20年的赴美上市时代似乎结束在即，中国政府已就IPO一事放出明确信号。GW&K投资公司的一位投资经理表示，自己掌控的基金有一半都投在中国股市，对他而言，上市公司能否同中国政府站在一起真的很重要：
“我不会为那些希望绕开任何中国政府希望达成的目标的公司提供融资。”
“我不会为那些希望绕开任何中国政府希望达成的目标的公司提供融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