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知名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和经济学家胡祖六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联合撰文，评论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利弊得失，向新一届美国政府建言继续与中国保持接触。两位学者在文中客观评价了中美两国在过去50年中携手合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也对中国的政治、人权现状多有微词。对两位作者的个人意见，观察者网不予认同，翻译本文仅供读者参考。
在50年前的那个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对外宣布了即将成为他标志性外交成就的消息：美国将对华开放。次年2月，在新闻界称之为“震撼世界的一周”里，他飞抵北京，会见了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就这样，持续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开始了。
当时，中国是苏联最重要的盟国，也是掀动全球共产主义革命的先锋。但在此后十年内，美国总统卡特就实现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承认北京政权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废除了美台防务条约。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已成为历史：中国帮助美国打赢了冷战，美中关系缓和使亚洲成为这个世界上经济活跃度最高的地区。
在特朗普执政前，对华接触政策被赞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外交政策领域成功合作的罕见范例，当时两党都同意华盛顿可以与北京展开合作以促进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而现在，随着中国政府的内外政策发生变化，两党领导人都宣布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正如美国总统拜登的高级亚洲事务顾问库尔特·坎贝尔和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2019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指出的，“对华接触的时代已经不辞而别地结束了。”
然而，仍然值得铭记于心的是，对华接触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努力改善中美关系并不是为了改造中国。从尼克松时代开始，美国改善中美关系的动机就丝毫没有夹杂感情色彩：联华抗苏，说服中国停止输出革命和帮助数百万人摆脱贫困。只是在冷战结束后，改变中国才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
今天，拜登和他的团队正在制定一项新的战略，以应对他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重大国际挑战，许多人正敦促他们完全放弃对华接触政策。而如果美国真这么做，那它就会犯下大错。美国政府执行现行对华政策已达50年，它应该吸取主要教训：当美国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现实地专注于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时，其对华政策表现最好；而在美国想要采取政治动作以推广其价值观时，其效果最差。
在历史文献中已找不到证据证明，尼克松及其冷战时期的继任者杰拉尔德·福特、吉米·卡特、罗纳德·里根在谋求改善对华关系时到底抱有怎样的想法。而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位而言，其首要目标都与地缘政治有关。
尼克松有一个迫切想要实现的目标：创造条件，撤出陷在越南战争泥潭的10多万美军士兵。然而，对所有四位总统而言，他们都有一个首要目标，就是通过扩大中苏之间的裂痕以使力量的天平偏向自己。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曾表示，美国对华开放标志着“三国外交”向前迈出了一步。通过扩大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分歧，华盛顿就能让这两方都更愿意与自己展开合作。
尼克松、福特、卡特和里根都把目光投向了这个地缘政治奖杯，但他们中没有一人谋求改变中国共产党。如果有人向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提出交易，许诺他们可以获得冷战的胜利却丝毫无法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那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接受的。
里根在1984年已经承认了这一点。在结束了为期六天的中国之行后，他试图安抚那些质疑对华接触政策的人。他说：“如果你要讨论在美国实现共产主义，那我就是一个反共分子……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有必要把我们的政府形式强加给其它国家。”他坚持说，美国和中国可以“在世界上和平共处”。
这些总统还试图把中国纳入美国领导的新世界秩序。（正如林登·约翰逊总统在谈到他的一个对手时所说，“与其让他站在帐篷外往里撒尿，不如让他进到帐篷里来向外撒尿。”）在一次与幕僚的会面中，尼克松阐述了他为什么要实施对华开放政策。他说，“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中国人口占到了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国现在还不是军事强国，但25年后他们将拥有决定性的力量。如果在我们现在能做的时候不去结束他们的孤立状态，那就会后患无穷。”基辛格此后也总结道，“尼克松……出于地缘政治考虑，敦促缓和紧张局势，以便让中国重返国际体系。”
卡特以及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继续努力将中国纳入这一秩序。尽管卡特明确承诺要保护人权，但他在1978年解释道，世界“必须适应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在第二年，布热津斯基在对一群商界领袖发表演说时更明确地指出，“我们承认（中美两国）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和政治制度。”他还补充说：“我们既不抱希望也没有意愿去把那个国家改造成美国的模样。”
除了安全目标之外，尼克松、福特、卡特和里根都希望能促进中国的发展，因为中国当时是世界上拥有贫困和饥饿人口最多的国家。像他们的前任一样，这些总统相信美国有义务去帮助其它国家摆脱贫困。正是主要出于这种信念，华盛顿才在二战后选择重建欧洲、创建世界银行和建立后来的美国国际开发署。
以美国自己的标准来看，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取得了成功。该政策的主要目标，即扩大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裂痕，很快就取得了进展。1972年5月，尼克松飞往莫斯科，与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举行了峰会，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和《战略武器限制条约》，预示着一个克制竞争的缓和期将要到来。也许对美国更为宝贵的是，美国对华开放破坏了共产主义坚守的意识形态凝聚力；毕竟，毛泽东事先并没有咨询其共产主义阵营内部重要伙伴的意见，就与本国的大敌建立了关系。
美国对华开放也促使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更大程度的偏转，促使其能以更现实的态度处理地缘政治关系。其革命热情减弱的最初迹象是北京减少了对北越共产党的支持，并推动他们在1973年与美国签署了和平协议。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时，里根政府发起了旨在驱逐苏联力量的秘密战，中国在这场秘密战中成为了美国的关键盟友，向阿富汗抵抗组织输送资金和武器。随着1980年代中苏紧张局势升级，中国甚至接纳美国在其领土上部署雷达和监视系统。
实施接触政策所要达到的第二个目标是把中国带进世界秩序，这个目标实现了吗？它也取得了成功。在妖魔化中国成为时尚的今天，我们很难理解这个国家已与当初那个扮演革命火种角色的中国拉开了多远的距离。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支持世界各地的解放战争，帮助巴基斯坦和朝鲜设计核武器，反对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并将自己与全球经济隔离开来。而在今天，它积极参与全球主要国际组织的运作。它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了最多的兵力、第二多的资金。在联合国安理会，它很少行使否决权并通常与美国保持一致。
或许，说明中国已成功融入全球体系的最生动例子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当时美国紧急寻求世界各国出手相助以防止出现另一次大萧条。尽管中国是当时所有主要经济体中受影响最小的一个，尽管危机已经在美国开始蔓延，但北京还是迅速响应了华盛顿的呼吁。中国是第一个推出经济刺激方案的国家，其规模高达2万亿美元，这也是全世界同类方案中规模最大的。在市场极度动荡之际，当莫斯科试图说服北京抛售其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时，中国断然否决了这一提议。
至于接触政策所要达成的第三个目标——使中国人摆脱贫困，其成果简直是奇迹。在尼克松对华开放后，中国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最终使人类历史上最显著的大国减贫成就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个国家通过放弃共产主义经济模式（译注：作者此处当指过去带有苏式色彩的激进经济模式，但作者对中国经济模式转变的理解过于简化和片面），接受西方自由市场原则实现了这一目标。1978年，每十个中国人中有九个生活在世界银行设定的每天2美元“极端贫困”线以下。而在今天，则是有九个以上的人生活在这条贫困线之上。
中国的减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图片来源：中新网
中国批评人士经常引用的《世界人权宣言》包含两套权利：一套是经济和社会权利，另一套是政治权利。与美国宪法一样，《宣言》确认了言论自由权和代议权。但它也宣称，“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中国在扩大公民经济权利方面，它的成功超出了常人的想象。
从尼克松对华开放到冷战结束，美国的对华政策都在追求这些具体而又实际的目标，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在苏联解体后，许多人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从而臆想出这个世界已经出现了“历史的终结”。美国决策者预见到了一个“单极时代”，自由民主体制和市场资本主义将获得胜利，和平将占据主流。
这些想法影响到了老布什总统和比尔·克林顿总统，使他们产生了这样一种期望，将中国纳入国际贸易体系从而为建立新的自由世界秩序奠定基础。正如克林顿在2000年解释他为什么要邀请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所说，“中国并不是简单地同意进口更多我方产品，而是同意进口民主体制最珍视的一大价值观——经济自由。”克林顿自信经济自由化和政治自由化之间存在联系。他说：“中国经济越自由，中国人民的潜力就释放得越充分——他们的主动性、他们的想象力和他们非凡的企业家精神。而在他们有权……实现个人梦想后，他们就会要求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小布什总统和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怀抱着这一战略理念进入到了二十一世纪。与克林顿一样，他们都认为与中国展开经济接触将使中国人民拥有更大的志向，并最终迫使中国领导人开放政治。正如一位布什政府高级官员告诉《外交政策》杂志的那样，“他们的政策将与我们的政策保持一致——这不会在几个月后发生，但这最终会发生。”对历史走向怀有信心的奥巴马也在其2009年的中国之行中做出了同样预测，他说，“当你发现这样的经济自由开始出现后，政治自由也就随即开始……加速出现了。”
现在已很明显，这些期望都是幻觉。中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也不会追随日本和德国的脚步，它将在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中占据自己应得的位置。与某一愿景相伴而生的盲目性必将招致失败：美国执迷于某一理想的结局，无法接受这一结局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看看这份美中交往记录，拜登政府应该会发现四个很有启发性的教训。
首先，在追求地缘政治目标时，接触往往促成更多的成功而不是失败。
华盛顿能够创造一个合适的机会退出越南战争，更重要的是，能够使力量的天平偏向自己。美国成功说服北京相信一旦中国加入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它就能获取到更多的利益，通过这种办法，华盛顿减缓了核武器的扩散，打击了全球恐怖主义，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避免了又一次大萧条。成功的秘诀在于，美国创造出了充分的客观条件，以使中国领导人相信去做华盛顿所期望的事也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面对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拜登和他的团队将很难沿用这一策略。不过，他们会发现，只有与其它国家建立正确的联盟并协调一致，美国才有希望影响中国的行为。
第二，那些主张更迭中国政权以促进民主事业发展的人和那些为了追求同样目标而在中东发动战争的人一样，他们都被误导了。
在迈克·蓬佩奥担任国务卿期间，他提议将这一目标当作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目标，并试图拉拢其它国家一起做。这当然是一个失败的思路。美国人永远不应该动摇他们的信仰，即庄严载入《独立宣言》的所有人都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也属于北京统治的14亿人民，包括1350万维吾尔人和650万藏人。但为了应对事关美国生死的现实威胁，美国需要和现存的中国展开合作，而不是幻想与自己想要的中国合作。阻止出现军事危机、应对气候变化、遏制未来的疫情、防止核扩散、打击恐怖主义、管控金融危机，要做到这些就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北京政权现在正管理着中国，并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这样做。
拜登应该吸取的第三个教训是，对外开放和融入世界这两项政策一直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为了确保一个成功的未来，实施这两项政策仍然至关重要。
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正忙于封闭美国时，中国却再接再厉，成为了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现在大多数国家都热烈欢迎美国重回正轨，但此时回归的华盛顿，其全球GDP占比已相对缩小，并面对着一个从某些指标衡量，其经济规模已经和自己一样大的挑战者。因此，美国将努力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全球竞争能够带来双赢的结果，并确保自己能从中分得一杯羹。这是美国必做之事，没人会说治国容易。
最后，正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一代人在成功应对自己面临的重大挑战后，他们也就为后人创造出了一项新的更严峻挑战。
实施对华接触政策使美国在二十世纪那场最重要的斗争中赢得了胜利。这也让华盛顿陷入到了另一场长期竞争中，这次的对手是新加坡政治家李光耀所正确形容的“史上最强大对手”。纵观历史，这就是美国的命运：从独立战争到冷战，美国需要应对一个又一个愈加严峻的挑战。
就在华盛顿与北京展开竞争的现在，我们有必要回忆一下基辛格在1976年演讲中讲过的一句话，那次演讲是关于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上一次重大挑战：“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做什么。我们也知道我们能够做什么。现在只剩下去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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