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驻法国使馆注意到《费加罗报》12月10日分别刊发驻京记者SÉBASTIEN FALLETTI的文章《北京认为病毒来自国外》和记者VINCENT BORDENAVE的文章《病毒在官方通报前可能已数次流出中国》，其中部分表述与事实严重不符，可能误导读者。根据法国1881年《新闻自由法》第13条，中国使馆要求行使答辩权，要求《费加罗报》在下期报纸上完整刊登以下内容：
12月10日的《费加罗报》用三个版面刊登新冠病毒溯源系列文章。读来颇感欣慰，终于有法媒以比较严肃的态度谈论病毒溯源问题了。应该肯定的是，文章大部分内容较为客观，但其中两点源于作者主观推断，属于不实言论，我馆不得不在此做出评论。
一、驻京记者SÉBASTIEN FALLETTI在《北京认为病毒来自国外》一文中运用“春秋笔法”混淆概念，通过重新翻炒“中国应对疫情延误论”误导公众。该文称，“中国媒体争相报道新冠病毒国外起源的消息，企图掩盖中国政府的早期应对失误——2019年12月底禁止吹哨人发声，直到首个病例报告两个多月后的1月23日才封锁武汉”。
我愿再次同这位记者一起回顾中国抗疫时间线。事实上，中国第一个病例是于2019年12月27日由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医生发现并报告的。之后，武汉市立即发布公告，并逐级上报疫情直至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政府于2019年12月31日向世卫组织进行通报，并从2020年1月3日起定期向世卫组织报告疫情。1月7日中国分离出病毒毒株，1月12日完成对病毒基因组测序。这些研究成果均立即上报世卫组织并与世界各国分享。1月23日，中国在首个病例报告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宣布关闭离汉通道。
作者作出“首个病例报告两个多月后才封城”的论断，似乎是基于《南华早报》关于中国首个病例“可能”追溯到2019年11月17日的报道。然而，这篇报道的内容并未得到权威机构证实。即使确有其事，那也属于科学家事后的回溯性研究。而“回溯性研究”和“实际发现”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对于新冠病毒这一全新的“未知对手”，对其进行准确识别判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如，美欧多国科学家近期研究发现，早在中国疫情暴发之前数周甚至数月，在他们的国家已经存在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的病例，只不过当时由于该病毒症状与流感很相似而被医生误认为是流感。这些都是事后研究的结果，同《南华早报》报道的中国情况相似。我们难道能据此指责欧美国家政府掩盖了疫情、延误了抗疫？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政府在疫情早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果断决定武汉“封城”，不仅不是掩盖疫情和延误应对，反而是极其迅速和有预见性。它为世界各国应对疫情争取了2个月的缓冲期。在事实如此清楚的当下还要对中国政府进行无端指责，其心可诛。
二、记者VINCENT BORDENAVE《病毒在官方通报前可能已数次流出中国》一文的大部分内容较为客观，但标题和结论完全是有罪推定和刻意误导读者。文中最后部分表述：“新冠病毒是否早在2019年10月武汉军运会期间就已在中国传播？数位法国运动员回忆当时出现过类似流感的症状，但无证据证明这与新冠肺炎疫情存在联系。根据美国CNN披露的中国官方文件，湖北省感染流感人数在几周后出现异于常年的骤增，达到2018年同期流感人数的20.59倍。这会不会就是尚未被发现的新冠病例？武汉机场年旅客吞吐量高达2450万人次，国际航班可达纽约、伦敦、东京、罗马、巴黎、悉尼等城市。不难想象病毒是如何在官方通报前传播到世界各地的。”
作者的用意十分明显，就是要诱导读者相信病毒是从武汉军运会传遍全球的。然而，作者引用的“事实”却打了他自己的脸。若真如作者臆断，世界各地运动员是在武汉军运会期间感染上新冠病毒的，那么病毒应该在军运会之前就已经在武汉大规模传播了。但他提到的“事实”恰恰相反，武汉不是在军运会之前而是在此之后“数周”才出现“流感人数异于常年的骤增”。更何况，新冠病毒感染通常有5—10天潜伏期。如果外国运动员在武汉军运会期间出现症状，那就说明他们早在来武汉之前就已感染了病毒。根据这一逻辑，“不难想象”新冠病毒反倒可能是由外国运动员传入中国的。而此后的科学研究成果一再证明，早在去年夏秋之际，在欧美多国就已经存在新冠肺炎病例了。
三、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复杂而严肃的科学问题，应由科学家在全球范围开展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应当恪守职业道德，客观严谨地报道有关科研成果，而不应出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偏见或某种政治目的对客观事实进行任意剪裁，对科研结果进行肆意歪曲，制造虚假信息，刻意误导公众。
病毒溯源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可能涉及多国多地。我们希望各国都采取建设性态度，同世卫组织加强合作，推进全球溯源工作。中方将继续积极参与病毒溯源和传播途径全球科学研究，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最终战胜病毒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