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pher在给Toronto Life的投稿中写道：
我是在2015年认识我丈夫Per的，当时我们都在牛津大学读书。我在读英语硕士，他在学习哲学、政治和经济学。第一次见面时，我就被这个聪明又温和的瑞典男人吸引了，不过我们并没有立刻在一起，当时我在多伦多还有一个交往多年的男友。直到2018年牛津同学聚会时，我们两人都已经恢复单身，才从朋友发展成恋人。
那段时间我在多伦多，我们经历了一年多的异地恋。2020年1月，Per从斯德哥尔摩搬来多伦多。同年2月，我们结婚了，就在疫情爆发前不久，他的瑞典家人刚好赶来参加婚礼。
当时Per正通过斯德哥尔摩附近的一所大学远程完成硕士论文，而我在多伦多大学担任写作讲师。他的瑞典政府学生补助加上我的工资并不算高，但我们还是在Coxwell和Gerrard附近租了一套一居室公寓，月租1675加元外加电费。
房子没有空调，也没有阳台。疫情封锁期间，多伦多夏天又闷又热，被困在家里确实很难受。但至少我们庆幸，疫情爆发时，我们已经结婚，而且在同一个国家。
到了圣诞节，我怀孕了。Per也找到了一份多伦多非营利咨询机构的远程工作。我们俩每天都在客厅里工作，电脑面对面放着。不过，我的工作需要整天和学生视频授课，这样的环境并不理想。于是我们开始找更大的房子。
2021年4月，我们在东约克（East York）租下了一栋战后平房，月租2700加元，加上约350元水电费。那里离我小时候住过的房子只隔几条街。刚开始我觉得有点奇怪，但很快我们就融入了这个社区。我也很喜欢推着刚出生的女儿去Taylor Creek Park散步，小时候我经常和兄弟们在那里骑自行车。
最初我们在那里生活得很开心。房子是独立屋，有小院子和露台，社区氛围很好。我妈妈住得也很近，这是个很大的优势。
但问题很快出现了：生活成本不断上涨。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收入明显跟不上支出。每次去超市都感觉尿布和婴儿食品又涨价了。
我们还担心被房东收回房子。房东人很好，但那毕竟是她自己住了十多年的房子，如果她哪天想让家人搬回来，我们就得搬走。
更糟的是，到2022年，多伦多房租已经涨到离谱。就算继续留在这座城市，我们也只能租到 非常拥挤的小房子。那时候我们开始认真考虑：也许该离开了。
其实我们一直谈过搬去瑞典的可能性。Per来自Umeå，这是一个人口约13万的大学城，位于斯德哥尔摩以北约500公里。那里生活节奏轻松、文化氛围很好，更重要的是房价比多伦多便宜得多。如果搬过去，我们可以买一套稳定的房子，而且离家人更近。
2022年夏天，女儿9个月大时，我们去Umeå探望Per的父母，同时也看看那里是否适合生活。走出机场的那一刻，我被空气震惊了，清新得不可思议。虽然那是7月，却又冷又下雨，我还是转头对Per说：“我们必须搬来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