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唐山女性遭围殴事件”发生在加拿大……

6月10日，中国唐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四名女性被多名男性殴打事件。

流出的现场视频显示，四位女性因拒绝男性性骚扰而遭到围攻殴打，从烧烤店内一直打到店外。事件引发的互联网讨论热潮，经久不衰。

本周二，事发11天之后，河北省公安厅公布了就事件的调查结果。

但是，这份调查报告迅速遭到网民的质疑，比如两名住院女孩的伤情被判定为轻伤；案发时，警方最初的出警报告中将事件列为一般打架；案发以来，四位受害女性和她们的亲属始终没有任何一个人公开发言或是受访，反而是前往唐山采访事件的多位记者控诉，自己被阻挠被暴力执法；同时，因为在网络上带头讨论事件的上千自媒体账号被禁言甚至遭删除。

有人再次拿出年初丰县铁链女事件最终不了了之的例子，并感叹在中国，公众的愤怒和质疑并不能够令事件更加透明，或者对女性遭受暴力带来制度性的改变。

加广中文台就此采访了记者、女权主义研究者施雅芳，就事件进行分析，如果唐人女性围殴事件发生在加拿大，警方和媒体会如何处置？

性骚扰引发的暴力攻击事件

事件发生后，引发讨论的重点之一是，女性在中国社会面临的性骚扰和暴力攻击，从家庭、到学习、工作场所、到社会，无处不在。

唐山女性被打事件也触发了很多有过类似经历女性的记忆，她们再次公开提及自己遭受的伤害，以及受到伤害后的不公正待遇。

但民间和官方舆论对事情有不同的解释。比如，在河北省的官方通报中，事件被定性为寻衅滋事、暴力殴打他人，也提及了女生受到了骚扰。

舆论中，再次出现了不应该将事件和女权联系起来只有争取人权才能争取女权等声音。

而施雅芳认为：

女权主义者看到的是，这个事件的起因是性骚扰，之后暴力的部分是和性骚扰有关，所以，性别视角是不容抹杀的。把它说是治安案件，是底层互害，其实是以阶级角度抹杀性别议题。性别和阶级是相互交织的，分析时不应该用一个因素去抹杀另一个因素。

事件如果发生在加拿大

在加拿大，民意最终会反应在立法和执法层面。比如我也是，MeToo运动就给加拿大法律带来直接的冲击和变革。

施雅芳举例说：

因为米兔运动冲击，2016年，安大略省通过了132法例，它是处理性暴力和骚扰行动计划法例，当中包括要求高等院校每三年评估和更新处理性暴力和性骚扰的政策

去年1月1日生效的C-65法案，要求联邦规管的公营和私营机构制定政策，防止性骚扰和性暴力的发生，对相关性骚扰和性侵事件惊醒有效回应，并支持受到影响的雇员。

去年5月，加拿大参议院通过C-3法案，规定由联邦政府新任命的各省/地区的最高法院法官需要持续接受性侵法律和相关社会语境的培训。

魁北克省议会去年底全票通过一项关于建立独立的处理性侵和家暴法庭的立法，开始至少5个为期三年的试点项目，然后将它变成永久性的制度。 

大家都了解，我也是，#MeToo运动之所以兴起，就是因为女性在受到性别伤害之后，无法从司法中得到正义，甚至会因为案件审理程序，而遭受二次伤害。所以，女性开始利用互联网爆出有权势男性性侵和性骚扰真相。

施雅芳以自己居住的多伦多约克地区为例，当地警方设有专门调查性侵性骚扰案件的特别小组，由有经验、受过培训、有资历的警员组成，同时，配备一定的资源来支持性侵案的特别调查。

而魁北克省试点的性侵和家暴专门法庭正是看到了这类案件的特殊性和敏感性，涉及对相关检察官法官警方的培训，是否闭门审理，以及保护受害人身份等。

法案的目标就是，从向警察提出投诉开始，流程中的每一步都为受害者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让他们对法律系统更有信心。

再有，如果事情发生在加拿大，媒体对这类引发公众关注的话题一定会有及时的追踪报道，包括对当事人和她们的家人的访谈等。

当然是否愿意接受采访是以当事人的意愿为主，但是，不会令其不了了之。

而这涉及到的是，公民最基本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当然，加拿大也不完美，在涉及女性权益，尤其是与原住民和少数族裔女性权益相关议题的时候，偏见歧视依然在，她们的声音依然没有被听到。

仅靠司法体系的改变是不够的

施雅芳也提及，仅仅有司法系统的改变是不够的，我们不仅仅应该关注个案，或者是惩罚坏人，而是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也需要系统性的改变。

除了立法、司法、和执法，还需要整体社会的文化改变、以及教育体系改变。比如教授性行为中的同意，consent的概念,不再物化女性，反对厌女症、反对父权思想等等。

施雅芳举例说，比如，在任何一起针对女性的暴力事件中，舆论中很大部分是要求完美受害人，甚至指责受害者。

就以唐山女性遭暴力殴打事件来看，就有人指责这几位女性深夜外出吃饭，在受到骚扰时态度太嚣张，也有人觉得女性外出要更注意安全，这显然是偏离了重心，那就是这类事件中，最应该追问的是，如何制止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 —— 它显示了人们思维深处对女性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