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唐山某烧烤店发生了一起恶性伤人案件。案发时，犯罪嫌疑人对店内正用餐的四名女子中的一人进行骚扰并殴打对方，随后其同行人员冲入店内对受害人进行殴打，并将受害人拖至店外继续殴打。目前，当地警方已抓获两名涉嫌寻衅滋事、暴力殴打他人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及三名涉案人员。
案件性质如此恶劣，放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情境下看如此令人震惊，放在扫黑除恶大环境下看更是让人匪夷所思。因为挑衅社会法治和道德双重底线，这个案件已经产生了传导效应，使所有屏幕前的人们感受到了一种剧烈的不安。人们的愤怒与困惑非常合理：唐山不是法治社会的一部分么，何以“法”这个字没有任何震慑力？唐山没有有效的社会治理么，何以“当时有顾客报警，警方已介入处理”，十余小时后警方才抓捕到主要犯罪嫌疑人？要知道，这是在常态化的疫情防控之下，十多个小时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了寻找和锁定密接的时间。
暴力案件具有偶然性，是的。但其预防措施、极端程度、应对机制、处理效率却和一个地方的综合治理水平密切相关。老生常谈海恩法则:一次严重事故之前必有300起未遂先兆；人们也都有这样的经验：某些荒唐事发生在某一特定地域，会显得“合情合理”，因为后者提供纵容、默许此类事情的社会环境。不妨回忆一下，唐山曾在一个月的时间多次登上微博热搜，除了此次恶性案件，另外几次是什么？
5月初，唐山一位老农在疫情防控期间着急下地干活，被当地巡察人员看到并加以批评。结果是老农用大喇叭向全村村民自我批评、自我“游街”。“唐山硬核防疫不许下地种地”随后以一种黑色幽默的叙事登上热搜；4月底，唐山迁安为防止疫情扩散，施行“硬隔离”措施，要求部分住户交出钥匙用以反锁家门，将部分居民楼的房门用铁丝绑住。这个“措施”不仅“震撼”大众，甚至超出了大众的想象力。地方行政部门眼里没“人”么，难道不知这样的情况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地方行政部门眼里没“法”么，难道不知道这相当于剥夺财产、侵犯公民权利么？
这种无“人”无“法”的治理状态，为我们今天理解刚刚发生的“恶”提供了一个角度。官敬法与民守法是一体两面，公正司法、严格执法与全民守法是一体两面，能随便铁丝锁门、禁足公民的地方，能荒唐到不让农民种地的地方，会有怎么样的法治环境，会有什么样的法治治理水平，会有怎么样的社会法律意识，可想而知。这样的治理环境，无法震慑和预防极端恶行事件，并不奇怪；这样的环境中出现一群不以殴打女性为耻、不知暴力要负刑责、人格和智商上的双重垃圾，奇怪么？至少比法治昭彰的地方出现更不奇怪。
围殴女性、种地道歉、铁丝锁门，这三起于一个多月内发生在唐山的社会事件，都是社会治理的失效，都隐喻着“法”的威信在一个地域间的流失，彼此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逻辑链条。法治建构之慢之难，法治破坏之快之容易，当给疫情下更多执法者、司法者、公共政策制定者以警钟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