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介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0.53%，与2010年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5.38%。数据表明，我国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出生率下降、老龄化加剧的趋势将会给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如何应对老龄化现象？如何保障养老金的可持续性？ 观察者网特此采访了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
观察者网：当前，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这会给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带来哪些影响？
原新：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加剧的问题，基础是我们要尊重人口发展的规律，要从人口理论以及人口发展规律去认识这一现象。
第一，出生率下降跟生育率以及老龄化息息相关。为什么会出现老龄化现象？很简单，生育率下降，死亡率下降，这两个要素下降导致老龄化。生育率下降是每年出生的人数在减少，补充到低年龄组的人口减少。而死亡率下降意味着寿命的延长，年龄结构顶端的人口越积越多，这是老龄化的过程。
对于中国来说，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平均每个家庭生育6个左右的孩子，从70年代初开始计划生育，到1991年中国的生育率就降到了更替水平，也就是平均每个妇女生2.1个孩子。
湖北宜昌：孕妇妈妈展示户外瑜伽迎接母亲节。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如果平均每个妇女生的孩子数比两个多，就意味着人口正在扩大，再生产在增加。如果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就称之为低生育水平，人口就会减缩。如果生育率一直维持在更替水平左右，那么人口会维持在一个总量上基本保持不变。
我国人口从1992年以后就低于更替水平，并且一直在更替水平之下波动减少，在2015年调整全面二孩政策以后略微有波动上升，曾经到了1.6-1.7，现在大概在1.4-1.5的状况，但大趋势一直是波动性下降的。
每年出生人数的减少，必然导致生育率的下降。从生育率上来说，未来的出生人口数量并不乐观。原因很简单，我国生育主体也就是育龄妇女人数在减少。15岁到49岁的育龄妇女人数，在2008年达到了最高3.8亿，现在是3.4亿，到本世纪的中期大概会减少到2.5亿左右。
其中，中国人当妈妈的年龄大致都在20岁到34岁之间居多，把这个年龄段称为生育旺盛期，那么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在1997年就达到了1.8亿，现在大概1.5亿左右，到这个世纪中期大概只有一个亿左右。
生育率下降是大趋势，这样的趋势受2015年以前出生人数的影响，也就是无法改变的了。育龄人群在减少，生育者在减少，即便是生育率保持不变，出生人数也在减少，更何况出生率和生育率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所以我对出生率不乐观。
第二，伴随着人口死亡率的下降，人的寿命也在延长。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预期寿命在43岁左右，现在我们的预期寿命是77.3岁，未来还会继续增长。所以，我们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不能更改、不可逆转。
今天的60岁以上老人是1961年以前出生的人。那么今年出生的人到2081年也就步入60岁。从老年人口数量来说，2081年以前的老年人口全部存活在这个世界上了，未来60岁老年人口的数量只取决于死亡率。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只能让人寿命越来越长，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
现在有人说鼓励生育是为了应对老龄化，生十个八个小孩改变得了2081年的老年人口数量吗？改不了。只会增加60年以后的老年人口数量，唯一的变动是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相对比重会低一点，仅此而已。
中国的老年人口在2020年大概是2.64亿，在本世纪50年代将会再翻倍到5亿左右。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发展的历史规律的结果，这是根本没法改变的。与此同时，我们预判未来会持续低生育率，现在18%的老龄化率，将来会翻倍达到35%到36%。
这样的结果，我想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必须坦然地面对。既然改变不了，它会带来哪些影响？我想需要考虑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民生发展、家庭发展、城乡发展等等这些方面。
根据我们的研究，在经济领域会带来三大风险。
第一个是经济增长潜力的下降。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会逐步减少，资本的供应量以及投资收益也会相对下降。中国长期享受的出口红利，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所形成的国际竞争力可能会受到削弱。有人研究，从现在到本世纪中，我们人口老龄化可能会压低经济潜在年平均增长率1.6到1.7个百分点。
第二个风险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的风险。人口老龄化需要各种保障设施的供给，从盘子里面拿的经费越多，剩下用来消费、投资、发展实体经济的经费就会减少，就会影响储蓄与投资的比例。想象一下，将来我们3到5亿的老年人口，养老金的盘子会有多大？养老金融这种金融资产不断地膨胀，可能会造成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结构性失衡。
第三个风险是金融系统的不稳定。老龄化的高峰时期，养老基金支出、社会养老基金、商业养老基金的给付，伴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扩大也会相应增加，会对整个金融市场带来很大的冲击。
在社会领域会带来三个矛盾。
第一个是家庭代际矛盾。独生子女家庭是我们过去的一段时间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独生子女的主体是90后，当他们的父母逐渐地步入老年，晚年生活和子女负担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年轻人是缴费的一代，老年人是花钱的一代，代际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之后可能会展现出来。
第二个是家庭养老负担加重，而家庭的养老功能在削弱。如果65岁算老人的话，现在4个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供养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到2035年后，劳动年龄人口会减少为2个，到2050年大概只有1.5个。这样的社会抚养结构的变化，会影响到整个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的变化。
第三个是社会管理不适应的矛盾。过去，中国是一个年轻人口占主流、成年型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公共政策体系、社会管理体系、社会福利体系都是针对这样的人口结构来创建的，包括社会养老制度都是在成年型社会的基础上诞生的。
未来，老年人口将占到1/3，他们会从边缘群体变成社会的主流群体。如此一来，他们对社会的福利保障、服务、公共安全管理等都会产生冲击。
我们现行的社会管理服务体制如何去适应老龄化的变化，这是需要考虑的。
在城乡区域方面，有三个变化。
第一个是老龄化会让农村的养老问题提前爆发。我刚才说了了生育和死亡对老龄化的影响，而中国农村的生育率高于城市，农村人口寿命低于城市，它的老龄化程度应该低于城市。
但是，我们有3亿左右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的八成以上从农村转移出来，八成以上进入城镇，八成以上是青年和成年人口，这是流动人口的“三八”特点。农村留下了大量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残疾人，这是很突出的问题。
河北留守老人。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从1990、2000、2010、2015年的人口调查数据都反映了这个事实，农村的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也就是说农村老龄问题会提前爆发，这必然会对三农问题带来影响。在农村的建设方面，村庄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农村凋敝化这种现象会越来越突出，这会对未来的农村建设活力产生影响。
第二个，从农业生产方面说，我们农村的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农村的青壮年人口大幅度减少，这与农村的老龄化加速相互交织。那么，农村的劳动力人口很有可能从过去长期的富裕逐渐转向结构性的短缺。将来的农业生产靠谁？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农业的生产效率，甚至国家的粮食安全。
第三个是农民方面的问题。在城乡二元的体制下，农村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的基础十分薄弱，所以农村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也比较弱，农村的年轻人外流，老年人留守，农民的养老就成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这样的趋势也会对我们的养老保障和医疗卫生发出严峻的挑战。在社会养老保障方面。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缴费人群减少，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不断扩大，整个社会养老金支出占到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可能会不断挤压实体经济。
同样，养老金的可持续问题也是这些年来讨论的焦点。我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不断扩大，而企业年金的发展非常缓慢。基本养老金的比例过大，造成政府的财政压力也很大。
在医疗卫生方面，中国人的长寿水平不断提高，但存在长寿不健康的问题。现在的预期寿命在77岁以上，但健康预期寿命只有68岁，也就是说至少有8到9年的寿命时间是带病。
即便我们人均医疗费用不上涨，老年人口增加一倍，老年人的带病生存期不断延长，再加上我们医疗体系“重医疗轻预防”的现象，老龄化、高龄化会对国家的医疗系统带来很大的压力。
观察者网：您讲到老龄化对社保可持续问题的挑战和影响，现在我国劳动人口每年以300万人的速度减少，这些都是社保医保的参保人，这对社保有何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社会保险的可持续性？
原新：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减少300万，我觉得这个数字是毫无意义的。相对于9亿的劳动力数量来说，一年减少300万微不足道。
目前，老年人口的增加，劳动力人口的减少，意味着未来对养老金的挑战。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和缴纳养老金的人数之间差距会越来越大，结果可能会让养老金或早或晚出现负增长，养老金的可持续性问题受到挑战。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目前，我们五险一金的缴费占比非常高，我们也在讨论长期护理制度，长期护理保险将来会不会成为五险一金当中的第六项等等。
现在提出来了两种解决的办法，也是我们正在操作的方法。一个是实现养老金省级层面的统筹，也就是从养老金富裕的地方向养老金亏空的地方转移一些钱，实现省级统筹。
养老金的富不富裕和地区人口的增长有关，这就涉及到3亿多的流动人口流到哪去了这个问题。接纳流动人口多的地方，养老金相对比较充足，流动人口把养老金全部积累到了工作的地方，那么工作地就要考虑流动人口的养老。
第二个是转移支付。现在东三省是国家转移支付用于养老金补空缺，其在全国占比可能是最大的。还有人提出的方法是，把央企、国企的部分利润或部分钱拿来补养老金，甚至提议拿出来20%，我想这也是将来可以探讨的方向。这些方法都得实际操作才能知道效果，没有一条路能保证永久的可持续性。
观察者网：目前我国调整生育政策、提出延迟退休政策，这些政策是否指向的都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您觉得政策是否会有效果，还应该从哪些方面注意？
原新：延迟退休政策和调整生育政策是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我觉得这是很不准确的一个说法。
历史上，中国从紧缩型生育政策走向了适度宽松的生育政策。适度宽松的生育政策走了三步，2011年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和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这促进了“十二五”后半期的出生人数的回升。
2016-2017年中国生了1700万以上的孩子，2018-2019年我们生的孩子数从1500万掉到了1400万，那么2020年，有理由相信比2019年还少。
有人说调整生育政策是为了应对老龄化，实际情况是生育政策的执行效果很有限。我的态度很简单，想单纯依靠调整生育政策来引导未来生育率走向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生育率政策是一个外生性的变量，对于降低生育率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对提升生育率，还没有哪个国家有过特别成功的案例。
未来有可能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或者实行更加宽松的生育政策，但不要指望生育政策能带给生育率有多大的回升。生育率的回升不取决于生育政策，而取决影响生育率的内生性变量。
在这样情况下，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安全生育、生育友好的社会公共政策，有些人说把生育问题放到国家治理体系里面是不是太小了？生育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不是个小问题。
我认为需要从4个层面去构建这个体系。
第一个是法律层面，现在是依法治国的时代，我们要修正调整与生育政策不相符法律规定。
第二要构建家庭支持的政策体系，包括一老一少从幼儿养育、教育、住房、孕产假、护理、照顾等一系列政策。比如老年人帮忙带小孩，妇女生育津贴、生育和工作的平衡关系等等。
第三是完善生殖和健康的优质服务体系，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力享受到安全有效的生殖健康技术服务。
这样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怀孕。我们现在每年的人工流产有900万人以上，中国每年才生1500万孩子。对于女性来说，做一次人工流产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还需要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帮助那些不能生的人，为孕妇提供免费的产检、孕检等等，提升整体的人口素质。
第四个方面是从政策、舆论、文化环境上，构筑有利于人们去生育而不歧视多生的环境。因为过去40多年，我们提倡的是少生优生。
这个体系构筑起来后，不会因为不生或者生得多而受到任何影响，大家能够公平地享受这个政策体系。
有了这个公共政策体系后，是不是就能够给增加小孩数量，我的回答是不确定。这个体系政策并不是要刺激生育，而是要体现生育的友好、生育的公平、生育的关怀。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即便是2025年左右，根据联合国的测算印度人口有可能超过中国，我们依然是一个人口大国。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三个不会根本改变”，对中国人口趋势判断非常精确，“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不会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不会根本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不会根本改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调整生育政策也好，延迟退休年龄也罢，不是针对老龄化，而是国家整体发展的战略安排下，人口发展应对战略做出来的制度安排。
此外，推迟退休年龄也与应对老龄化关系不大。为什么要延迟退休年龄？我们的退休年龄政策是上世纪50年代制定的，男性在危险工种工作55岁退休，男职工、男干部60岁退休，女性在危险工种工作45岁退休，女职工50岁退休，女干部55岁退休。
上个世纪50年代平均每个家庭要养育6个孩子，城镇化水平只有13%，退休政策只管了13%的人口退休制度，而农民没有退休制度。
当时，我们的老百姓大多从事重体力劳动，平均受教育水平连小学文化程度都达不到，大概十四岁就进入劳动力市场。
现在，国家规定16岁才能进入劳动力市场，女性的受教育水平跟男性是一样的。
我查了一下现在的在校生数据。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博士生，女性的比例都占到51%~53%。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推迟了结婚年龄，女性的独立性更强了，对生孩子也就生的少了。
另外，我们现在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接近10年了，过去14岁就参加工作，现在可能到24岁以后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推迟了10多年，寿命也延长了，而从事财富创造的时间在个人生命周期中缩短了，所以在末端要往后推。
但是，指望延迟退休来缓解养老保障金的压力，我觉得那不太可能实现，而且延迟退休也会有副作用，可能增加了充分就业战略落实的竞争性。
任何公共政策都有双面性，不可能只有好处没有缺点。
观察者网：您之前也说过，老龄社会问题的本质是经济发展问题，对比我国的老龄化现状，我们的社会、政府、企业、家庭、个人如何发挥各自的作用？
原新：我一直在讲，老龄问题的本质是经济发展，老年人问题的本质是民生。经济发展是干什么？经济发展是做蛋糕，把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这样才有可能为应对老龄化的一系列的社会公共政策提供经济支撑、财富保障。否则应对老龄化、发展教育等等就是纸上谈兵，就成无水之源。
作为一个老龄社会，对经济发展的挑战会越来越大，在此过程中也存在机遇。改革开放40年，我们正好处在劳动力供给近乎无限、劳动力价格比较低廉的时期，靠高劳动参与率高来收获人口红利。
从现在到以后，可以看到中国15%的人已经接受过大专以上的高等教育。2019年起，每年招收的普通高等教育大学生及研究生已经超过1000万，也就意味着“十四五”期间，我们每年毕业的高等教育人才就有1000万，人力资本会越来越雄厚。
我们经济转型要从过去的数量型经济，转型为现在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企业、家庭可以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发挥哪些作用？这需要把各自的职责边界划清楚。
政府是养老规则的制定者，也是规则的监督者。政府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做裁判员。所以像公办的养老院，我的建议是应该交给市场去运转。
政府责任是普惠制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构建，包括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长期照料制度、困难人群的兜底等等，政府把这些事情办好，剩下的交给企业和市场，
市场要干什么呢？政府保证普惠和兜底，想在这个基础上更好，就需要依靠市场的力量。比如老年的金融产品、养老产品、康复护理、健康保健一系列的东西，都可以交给市场完成。
接下来就是家庭和个人。中国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80%以上还是依靠家庭养老，“十四五”规划写得非常清楚，要强化家庭养老，要把家庭养老的优秀文化传承下来，创造良好家庭养老的环境。
我们提倡到了老年以后，要能够“手心向下”。手心向下是“拿”，拿自己的钱，拿别人的是小偷，手心向上是“要”，手心向下是独立的，手心向上是被动的。将来面对5亿老龄化人群，个人和家庭也要做一些必要的努力，要有自我养老的意识。
观察者网：从人口角度看，中国老龄化和少子化趋势非常明显，从人口方面解决中国发展的动力问题，可以怎么改善人口资源配置？
原新：从近期来看，我认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从限制人口流动到允许人口流动，最后到鼓励人口流动，这个趋势不会停止。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增强了城市的人口活力，也实现了更好的资源配置和人力资源开发。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我觉得户籍制度的改革应该加速，我们需要一套为流动人口建立专门的社会公共政策体系。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我们的大国优势和制度优势，在人口的空间配置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使得我们有腾挪的余地。
农村转移劳动力还会长期存在一段时间，这种劳动力的转移起到了削峰平谷的作用，最典型的例子，上海是全中国省级行政区域里面，第一个实现户籍人口负增长的城市，从1993年开始，上海的户籍人口就开始负增长但总人口却持续上升，主要依托大量人口迁移。
深圳户籍人口三四百万，但常住人口在一千七八百万，这就是人口的空间流动创造了像深圳、上海这样的经济社会发展高地。
观察者网：在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对未来人口素质、国家的科研建设能力等会产生什么影响？
原新：我的观点是千万不要陷入到“人口决定论”的陷阱。人口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的要素，但绝不是国家兴衰的根本性或决定性因素。
看2018-2020年全世界国家创造力的指数，会发现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都比较靠前，但它们的的少子化、老龄化水平也很高，老龄化和国家科技创新能力这两个指标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中国，很多人说少子化使得科技创新能力弱了，这有点双重标准。少子化会影响整个国家未来的人才规模，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我们每年出生1400万人也不少，少子化是相对于14亿人口基数来说。
我觉得教育科研的发展，要看科教兴国、教育高质量发展，也要看人口整体的健康素质改善。健康中国战略能够很好地落实中国人的健康素养、健康知识、健康行为。健康素质的改善承载着教育、科技知识，专业技能。
从教育发展角度来说，我们把大专教育以上称为普通高等教育。据推算，中国2020年受过普通高等教育的人口数量超过两个亿，意味着15%以上的中国人受过高等教育。
大连大学生校园双选会。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毛入学率超过40%就称之为是高等教育普及的国家，我们大学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53%，中国已经成为高等教育普及的国家。让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充分的就业，发挥一技之长，对科技创新，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都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人力资本之父”舒尔茨说过一句话，人力资本是发展的优势。我们要动力足、持续力好、耐力强的经济发展，就需要人力资源的强势。
我觉得，不要把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趋势与将来科技能力创新直接联系起来。老年人不是社会的包袱，老年人是社会的财富，一个人进入老年的阶段，是他人生当中生活阅历、知识、技能、人际最丰富的时候，他一生当中的努力和追求，很有可能会在老年期爆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