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日前刊登了 Tony Keller 的专栏。评论说，爱尔兰诗人、剧作家和散文家（William Butler Yeats）1919年写下诗句——万物分崩离析；中心已无法维系；优秀的人缺乏信念，而糟糕的人却充满狂热的激情——被选入高中文学赏析课程，这一诗句其实应该被纳入当今的政治学课程。
在德国，各政党和选民正向两极分化。法国也正发生类似的情况，那里的政坛正日益被极左翼的“不屈法国”（LFI）和极右翼的“国民联盟”（RN）所主导。10月17日，法国数十万人走上街头，抗议生活负担上涨和公共服务恶化。法国多地爆发警察与抗议者的激烈冲突，发生涉及蒙面人员的多起暴力事件。2027年春天，法国就要举行大选，一直走中间路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此时像是一只跛脚鸭（lame-duck），还在原来的位置，但再也飞不起来。
在英国，作为“脱欧”头号推手的极右翼改革党过去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高居民调榜首。执政党工党最近虽重回领先地位，但其党之所以受欢迎，源于一项注定无法兑现的承诺——避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应对经济和财政危机，以免引发社会动荡。这只是给英国民众一颗安眠药。
至于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共和党如今几乎鄙视了自己曾经所代表的一切：法律、民主、宪法、自由贸易、同盟关系，多到无法一一枚举。随着共和党向右急打方向，民主党的重要派系则转向了愚蠢的左翼。
美国政坛犹如一座放置大量笼子的动物园，各笼中的“囚徒”说着各种方言，隔着铁栅栏几乎无法相互理解。
现在说说加拿大。
10月中旬，总理卡尼和在野党保守党党魁波利耶夫在阿尔伯塔省展开造势活动。他们并非相互对抗，而是为同一目标而战。他们甚至使用了一些共同的措辞。
10月16日在埃德蒙顿，总理卡尼在“留在加拿大”集会上表示，投票支持阿省留在加拿大是一项义务——“我们对先辈和后代的责任。”同一天在卡尔加里，波利耶夫也以类似方式将加拿大人对国家和历史的义务称为一份契约，“这是逝者、生者与未出生者之间的契约。”
前阿尔伯塔省省长、联合保守党党领肯尼（Jason Kenney），以及前省长、阿尔伯塔新民主党党领诺特利（Rachel Notley），最近几周共同出现在各种讲台和电视屏幕上，声援阿省留在加拿大。他们乐于承认彼此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也坚称这些分歧是在共同基础之上产生的——即宪法、法治和国家的统一。
相比之下，当政治沦为政客宿敌之间的存亡之战时，共同点便不复存在。许多国家都曾发生过这种情况。政治已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导致一个党派的拥趸认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会不假思索地支持与对方信念完全相反的观点，并本能地相信与对方所言截然相反的内容。
在加拿大，过去这几年让我们彼此重新发现了不少共同点。
这也促使“中间派”重新回归——这不仅仅是政治两极分化之间的平均值，而是一个能够基于超越单纯党派之争的更深层基础，制定合理政策的立足点。
只有当选民对此持开放态度时，这种政治模式才能成功。目前在加拿大，选民确实如此。
这要“间接地”感谢美国总统川普。他的威胁让加拿大人清醒过来，使我们更加聚焦于真正重要的事情，并让我们重新面对现实。
在许多其他国家，危机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这导致那里人们产生一种“奇思妙想”：直面问题难以解开疙瘩，而针对对手的精神胜利法才是最好的解药。
在加拿大各级政治中，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努力一直存在，这种中间派立场目前在美国并不多见。但如果你观察卡尼政府，并将其与之前的自由党政府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这种倾向。
现任联邦政府虽然绝不会使用“进步保守党”这几个字眼，但他们的做法符合这个定义，也可以理解为“保守自由党”。起码上一代人之前，加拿大两大主要政党中的政治生态大多都是这样的。
这种倾向的回归意味着，例如，关于石油、天然气和环境的问题，现在不再被视为绝对性的党派象征，而是更多地被视为涉及成本与收益的务实问题。右翼支持为石油和天然气提供更明确的监管框架，这个结果能产生更多的公共资金，可用于医疗保健、教育和其他社会项目，这又是左翼所欢迎的。
这似乎与大多数加拿大人务实、不那么偏向党派的观点相契合。这是普通人的政治。而民主政治本就该如此。
当政治变得极度两极分化时，党派人士只会关注问题的一面。他们无法对对方的关切表现出宽容或理解。
民主政治的最佳状态就是能通过寻找双方都能达成共识的点来凝聚人心。
10月19日公投的第10个问题涉及是否启动阿省独立程序。如果你期待这个问题的结果，那么当天夜间的公投早期统计结果显示，在已统计选票中有76%支持“留在加拿大”，23%支持推动就分离问题举行具有约束力的投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