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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亿 一战封神 他是中国最成功的美国人 - 加拿大乐活网相关推荐
2010年，旧金山的一次私人聚会上，已在中国创业有成的美国人欧雷强（John V. Oyler），结识了已在美国功成名就的中国人王晓东。
二人相谈甚欢，甚久，并在此后反复会面。终于在年底，他们决定一起冒险：在中国建立一家世界级的生物科技公司，在中国做创新药卖给全世界。
十五年之后，他们当年的冒险，变成了市值第一的“中国药王”。
01押注中国
2010年，对于42岁的欧雷强而言，原本应该是一个功成身退的年份。
前一年，他以7700万美元的价格，将自己一手创办的保诺科技（BioDuro）卖给了美国医药研发外包巨头PPD（Pharmaceutical Product Development Inc）。
作为一名连续创业者，欧雷强的履历堪称完美。
1968年，欧雷强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一个工程师之家。成年之后，他先是在麻省理工拿下机械工程学位，然后又趁热打铁拿下斯坦福的MBA。
在29岁时，欧雷强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高光时刻。他出任了肿瘤医药公司Genta的联席CEO，并且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和资本重组，将这家药企的估值从数百万美元运作至17亿美元。
1998年，他首次创业，创立电信调研公司Telephia，并在九年后以4.49亿美元成功出售给尼尔森。
带着跨界成功的资本，欧雷强在2002年又回归了医药赛道，为Gelenea Corp这家生物制药企业担任首席执行官。
三年之后，工作重心一直在美国的欧雷强，却选择北京作为其第二次创业的起点，成立了保诺科技——一家生物科技研发服务公司。
事实证明，中国没有辜负欧雷强的眼光。这一支以中国人为主的专业团队，很快就做到了行业前列，在当时，全球TOP12的医药企业中有9家都和保诺科技合作密切。
这个老辣干练的美国人，就此走进罗氏、默克雪兰诺和阿斯利康等巨头的视野。
在大多数人眼中，此时的欧雷强，已经拥有了足以躺在功劳簿上享受人生的资本。
然而，在签字出售保诺科技的那一刻，欧雷强的内心却并没有胜利的喜悦，反而充满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失落感。
“我不想投入全部精力去建立一个东西，最后却只能把它送养他人，”欧雷强后来在回忆时坦言，“这种感觉就像是把自己的孩子送走了一样。”
那一刻，他发现了自己内心的渴望：建立一家能够长久存在，真正改变世界的公司。
就在这时，他遇到了王晓东。
彼时的王晓东，已是美国最年轻的科学院院士之一，是新中国第一位获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留学生，也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北生所）的所长。
2003年4月，中国为发展生命科学技术，决定成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推动原创性基础研究，同时培养优秀科研人才，探索新的与国际接轨而又符合中国发展的科研运作机制。
当时才40出头，但已是世界级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的王晓东，即和耶鲁大学植物分子生物学家邓兴旺博士一起，应邀出任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第一任共同所长。
与欧雷强会面之前，他又被聘为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第二任所长。
但光环之下，王晓东也有着不小的烦恼：身为医学领域的顶尖权威，时常见到身边亲友罹患癌症无药可治，但无能为力。中国在这方面的落后，也常常刺激他，要做些什么。
对于欧雷强而言，王晓东不仅是科学界的泰斗，更是那个能与他共同打破僵局的关键拼图。
一次饭局上，两人一见如故，当即决定合作，但却在创业地点上有了分歧。王晓东一度想前赴美国旧金山，那里是跨国药企巨头的大本营之一，人才、资本和配套产业设施都已完善。
然而，欧雷强，这个不会说中文的美国人，却凭借他在保诺科技积累的敏锐直觉，断定这家企业的根基必须在中国。
这个决策，超前到连欧雷强本人的妻子都不太认可。
2010年的中国医药市场，是一片创新药的荒原。当时中国有制药企业超过5000家，但90%以上的市场份额被仿制药占据，投注创新药的资本与产业链配套能力也都极度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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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的人口基数，提供了巨大的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第二，随着海归潮的兴起，一大批受过西方顶尖训练的科学家正在回流，欧雷强在保诺科技时就发现，北京已经具备了组建世界级研发团队的人才密度。
第三，2008年，国家启动”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政府决心改变以仿制药为主的产业结构。欧雷强预见到，中国的监管环境即将迎来一场有利于创新药的剧变。
在他眼中，这三个趋势完全能够形成巨大的合力，让北京成为波士顿那样的创新药中心，并培育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药企。
最终，他决定自掏腰包，拿出一千万美元的家底作为启动资金，王晓东也回应了欧雷强的决心，放弃了旧金山要给他的高薪要职。
2010年底，强东组合就此启航，百济神州应运而生，公司名寓意“百创新药，济世惠民”。“有人说，在中国做不了创新药，无法在全球竞争。百济神州要证明一些东西。”欧雷强曾如此回忆说。
两人很清楚，想要攀登创新高峰，一出发就需要设定最严格的标准。
因此，公司起步便确立了“高举高打”的策略：在研发上直面全球最高标准，确保做到“同类最优”（Best-in-Class）；在人才上，公司通过“高薪进口”的方式，从跨国药企引进了一批具备成熟经验的高管，直接复制世界性公司的质量管理体系和决策流程。
然而，即便欧雷强、王晓东堪称梦幻组合，即便他们招募到了最优秀的人才，百济神州也依然是，差一点就死掉了。
百济初创的头几年，王晓东和欧雷强出差都是住普通旅店的同一间房，有的时候实验器材不够用，还有研究员带来自己的家当反向补贴公司。
百济神州的初始资金仅为3000多万美元，而药物研发却是吞噬资金的无底洞，行业普遍规律就是：一款新药的研发需要十亿美元、十年时间、但成功率不足10%。
为了快速造血，2011-2012年，百济神州尝试了一条看似捷径的路：通过许可引进模式，从强生旗下的Janssen获得两款临床阶段药物intetumumab和MTKi-327的中国权益。
然而，这两款被寄予厚望的”雪中送炭”药物，在临床端的表现却远未达预期，最终折戟沉沙。
这次失败不仅消耗了宝贵的种子资金，也重创了团队士气。创始总裁Peter Ho更在此期间黯然离职，公司内部人心浮动。
一时之间，这家成立刚过两年的公司，就像一艘四面漏水的小船，眼看随时就要沉没。
欧雷强只能满世界找钱，在投资机构和跨国药企之间辗转腾挪，在经济舱和接待大厅之间往复奔走。
因为当时的投资资本对创新药，全部是敬而远之，欧雷强只能寄希望于产业资本。
2013年初的伦敦，大雪。欧雷强和百济神州研发负责人汪来，带着两款在研药物BGB-283和BGB-290，拜访了制药巨头阿斯利康位于英国的总部。
此次拜访，是为了寻求出售两款药物海外销售权的机会，更确切的说，是想给公司找一笔救命钱。
但遗憾的是，阿斯利康当时正处于内部的结构调整期，没能和百济神州达成合作。
绝处逢生往往发生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阿斯利康关上了门，但德国制药巨头默克雪兰诺（Merck Serono）的BD（商务拓展）团队却敏锐地捕捉到了百济神州两款在研药物数据的独特价值。
默克雪兰诺对BD项目的尽职调查以严苛著称，但他们惊讶地发现，这家中国公司做出的分子，在临床前数据上竟然优于许多西方同行的竞品。
2013年5月及10月，百济神州与默克雪兰诺达成了两项里程碑式的合作：默克获得了BGB-283和BGB-290的海外权益，而百济神州获得了最高可达4.65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
这笔钱不仅是救命钱，更是一张昂贵的”国际通行证”。它向全球资本市场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
这一背书大大粉碎了此前投资人对“中国创新质量”的质疑，也让百济神州走入了投资机构的视线。
靠这张“护照”，欧雷强敲开了高瓴资本的大门。而张磊，这位笃信“重仓中国”的投资人，敏锐地听到了冰层破裂的声音。
2014年11月，高瓴领投了百济神州A轮融资，首轮投资高达7500万美元。
资金稳住了核心研发团队，并显著加速了旗舰项目BTK抑制剂（即后来的重磅药物泽布替尼）的临床开发进程，为百济神州筹划其最具争议也最具远见的战略提供了底气：
逐步建立自主可控的全球临床开发能力，为未来的国际竞争奠定质量基石。
随着资金链的修复和政策东风的渐起，百济神州终于穿越了死亡谷。
但欧雷强没有选择喘息，而是立即开启了一场更大胆的赌博。
这种模式被医药资本奉为圭臬：初创药企只负责最核心的分子设计（画图纸），而将所有繁琐、昂贵、耗人力的环节——动物实验、临床试验管理、数据收集、药物生产——全部外包给CRO（合同研究组织），如昆泰（IQVIA）、药明康德、泰格医药等。
CRO模式的好处显而易见：固定成本低，人员包袱轻，扩张收缩灵活。对于投资人来说，这是资本效率最高的玩法。
但欧雷强和王晓东等人却拍桌子决定：去CRO化，自建临床团队。
“一款抗癌新药，75%到90%的成本卡在临床试验阶段，”欧雷强对内部分析道，”如果你把命脉交给CRO，他们同时服务着辉瑞、默克。当我们的试验遇到麻烦，或者需要抢时间时，谁会得到优先解决？肯定不是我们。”
他们坚持认为，对于一家志在全球的创新药企，速度和质量就是生命，而这两者都不能假手于人，百济神州需要搭建属于自己的临床团队和生产基地。
于是，公司开始大规模扩建临床团队，招聘了数千名自己的临床监查员（CRA）、医学官和数据统计师。
截至目前，百济神州的内部临床开发团队规模已超过3000人，甚至超过了许多大型跨国药企在中国的团队规模。这支”铁军”让百济神州能够在全球45个国家和地区同步开展试验，并在成本控制和数据质量上拥有了绝对的掌控力。
用全球研发负责人汪来博士的话说，“除了南极洲我们没去做实验，其他的州我们都覆盖了”。
而这样一支铁军背后，还伫立着国际最高标准的生产平台。
百济神州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首个生产基地于2015年启动建设。为实现“全球品质”的目标，该基地在设计阶段就确立了需同步满足中国、美国FDA和欧盟GMP严苛要求的建设原则。
欧雷强自信地宣称，有这样一套自主研发的班底，百济神州能将临床开发的时间和成本缩减三分之一，这是行业中大部分公司不具备的独特能力。
然而，企业不是实验室，目标有多远大，代价就有多惊人。
为了打造这样一套不依赖外部系统的独立研发团队和基地，百济神州烧出去的钱，到了让人触目惊心的地步。
截至2024年，百济神州已是连续十四年不见盈利，累计亏损接近六百亿。
这背后，是欧雷强从中斡旋，一次又一次地帮助公司找到新的血源，并一次又一次在投资方面前证明公司的商业化能力。
从2016年到2018年，再到2021年，欧雷强主导了公司从纳斯达克、港交所以及上海科创板的三地上市，打通了全球资本的输血通道。
▲2016年，百济神州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 来源：百济神州
2017年，百济神州虽然管线丰富，但在商业化上仍是一张白纸。而大洋彼岸的生物技术巨头新基（Celgene），虽然坐拥数款明星药物，但在当时最火热的PD-1/PD-L1免疫治疗领域却两手空空，急需一款PD-1药物来与其血液瘤产品线进行联用开发。
欧雷强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然后完美地撮合了双方的需求。
2017年7月，百济神州与新基宣布达成全球战略合作。新基获得百济神州PD-1抑制剂替雷利珠单抗（BGB-A317）在亚洲（除日本）以外的全球开发和商业化权益。为此，新基支付了2.63亿美元的首付款，以及高达9.8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
除此之外，新基还以每股59.55美元的价格，在溢价35%的情况下购入百济神州5.9%的股份，投资额达1.5亿美元。
百济神州则收购了新基在中国的全部商业化团队，并获得了新基三款重磅抗癌药在中国的独家销售权。
新基在中国的商业化团队是业界公认的精英部队，拥有深厚的血液肿瘤渠道资源。通过一笔交易，欧雷强不仅帮助百济神州获得了巨额现金，还完成了一次商业能力的瞬间升级。
他证明了，百济神州从不是一家只有研发人员的”烧钱机器”，而是一家拥有成熟销售团队、有重磅产品产生现金流的商业化药企。
只不过，当时的他没有想到，百济神州的下一次危机，来的是如此之快。
2019年1月，百时美施贵宝（BMS）宣布以740亿美元收购新基。
一场制药史上的超级并购案，却给百济神州带来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危机。
BMS手中已经拥有了全球著名的PD-1抑制剂”O药”（Opdivo）。根据反垄断法规和公司战略，合并后的BMS不可能同时持有两款竞争关系的PD-1产品。因此，新基必须剥离从百济引进的替雷利珠单抗。
2019年6月，合作被迫终止。虽然百济神州收回了替雷利珠单抗的全球权益，并获得了BMS支付的1.5亿美元分手费，但市场对此反应消极。失去了新基这个强大的全球合作伙伴，百济神州不仅失去了一棵摇钱树，更面临着独自承担高昂的全球临床费用的压力。
屋漏偏逢连夜雨。2019年9月，就在市场对BMS分手案惊魂未定之时，一家名为J Capital Research（美奇金）的做空机构发布了一份长达几十页的做空报告，标题耸人听闻——《百济神州：伪造销售？》。
报告指控其“伪造销售额”，并尖刻地指出，百济神州的研发支出是竞争对手的8倍，远超国内同行，并且亏损持续扩大，质疑其高昂的研发费用“要么是极度浪费，要么是虚报开支”。
现金在烧，信任在流失，所有压力都指向同一个问题：百济力主的“自主+出海”重资产模式，究竟是远见，还是幻影？
在2019年那个秋天，连最坚定的支持者也不免动摇：百济神州画的这张全球化蓝图，会不会被一场做空风暴彻底撕碎？
面对绝境，百济的回应是迅速而强硬的反击。公司迅速召开了投资人电话会议，并发布详尽的反驳报告。不仅公开了详细的税务记录和分销商数据，也霸气回击了对百济神州高研发费用的质疑——百济做的是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MRCT），对标的是Merck和Pfizer，而不是只做国内试验的仿制药企。
虽然澄清了事实，但要彻底挽回市场信心，百济神州需要一个更有分量的盟友。
2019年10月31日，做空报告发布仅一个多月后，百济神州宣布与全球生物药巨头安进（Amgen）达成战略合作。
安进以约27亿美元现金购入百济神州20.5%的股份，并将三款成熟肿瘤产品在中国的开发和商业权利授予百济。
这不仅是中美生物科技领域当时金额最大的股权投资，更关键的是，它让安进——这家全球顶级的跨国公司——用自己的真金白银和商业信誉，为百济神州的财务健康和临床能力提供了最强有力的背书。
欧雷强用一纸协议，载着百济神州渡过信任危机的深渊，也为公司构建了百济神州除研发之外的第二道护城河。
这条护城河由顶级的战略联盟能力和坚定的自主全球销售网络共同铸就。它向世界证明，中国创新药企不仅能做出顶级的药物，更能建立起征服全球市场的全球性商业体系。
长久以来，百济神州留给外界的印象除了”创新”，就是”巨亏”。为了建设全球化的研发和销售网络，公司连续十几年亏损，累计烧钱数百亿。
资本市场虽给予了高估值，但也时刻在问：到底什么时候能赚钱？
目光聚焦到了代号BGB-3111的分子——泽布替尼（Brukinsa）。这是一款BTK抑制剂，用于治疗多种血液肿瘤。
然而，在这个赛道上，已经横亘着一座大山：强生和艾伯维共同开发的伊布替尼（Imbruvica）。伊布替尼是全球首个BTK抑制剂，年销售额近百亿美元，被称为”药王”。
作为后来者，如果不能证明自己比”药王”更好，泽布替尼在全球市场就只能作为替代方案存在，这显然不足以满足百济神州的野心。
于是，2018年，百济神州做出了一个令业界咋舌的决定：发起全球III期头对头临床试验，代号ALPINE。
“头对头”试验是验证药物核心竞争力的终极试金石。它要求发起方在承担实验成本的前提下，通过极严格的实验设计，与现行标准治疗方案进行直接对照，以验证新药在疗效或安全性上的优效性。
一旦泽布替尼的数据未能显著胜出，就会即刻丧失大量的市场价值，百亿投入将打水漂。
百济神州选择，要搞就搞个大的——它决定在全球652名患者中与初代霸主伊布替尼展开全方位厮杀。
决斗围绕三大生死关卡层层递进：首先是客观缓解率（ORR），直观比拼肿瘤缩小程度；其次是核心堡垒无进展生存期（PFS），泽布替尼必须证明能让患者拥有更长的不复发生存时间；最后是安全性，针对伊布替尼的心脏毒性痛点，泽布替尼需证实其可大幅降低房颤风险。
这场巅峰对决的成本也高得惊人。汪来透露：“我们的ALPINE试验中，光是买对照药物伊布替尼就花了大概一亿的美金。”但团队坚信，对于“同类最佳”的药物，头对头试验是最好的验证方法。
2022年12月，结果揭晓。在美国血液学会（ASH）年会上，ALPINE试验的最终分析结果震惊了世界：泽布替尼在三大核心指标上显著优于伊布替尼。
这是一场完胜。泽布替尼因此成为全球首个，在头对头试验中击败伊布替尼的BTK抑制剂。
而在2019年11月，泽布替尼就已经获得美国FDA的加速批准，可以正式用于治疗套细胞淋巴瘤（MCL）。这次获批不仅实现了中国原研抗癌药出海“零的突破”，也为泽布替尼进军全球市场备好了入场券。
凭借优异的“头对头”数据，泽布替尼迅速在美国和欧洲市场攻城略地，市场份额节节攀升。2025年前三季度，泽布替尼全球销售额已经高达199.50亿元，营收规模在全球同类BTK 抑制剂中排名第一，占公司总收入比重超过七成，是公司绝对的营收支柱。
泽布替尼成功探索出了一条属于百济神州的全球化道路。在这一路径上，百济神州自主研发团队涌现出了众多明星选手。
在泽布替尼之外，替雷利珠单抗作为另一款自主研发的PD-1药物，亦已成为国产创新药出海的典范。目前，它已在全球47个市场获批，并在16个市场纳入报销，是国产PD-1中国际化最成功的产品之一。
在两大核心产品的引领下，以BCL-2抑制剂索托克拉（BGB-11417，商品名：百悦达®）和BTK降解剂BGB-16673为代表的重磅在研药物持续推进。其中，索托克拉已在中国获批上市，而BGB-16673则在复发或难治性CLL/SLL适应症上，已进入全球III期临床试验阶段。
此外，公司在实体瘤领域（如肺癌、乳腺癌）已布局超过40款临床和商业化阶段产品，预计两年内将实现超过20项研发里程碑。
这些潜在“同类首创”或“同类最佳”的药物，是其未来持续占领海外市场的储备军。
明星单品的接连发力之下，通过巨大的商业化放量带来的效应，公司在今年上半年就实现了GAAP的扭亏为盈，完美地回应了资本市场对它的拷问。
百济神州证明了，它坚持了十五年的”重资产”模式——自建研发、自建临床、自建生产、自建销售——终于跑通了商业闭环。
更证明了，中国出身的创新药企，也能研发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再通过“出海”打入高定价的全球市场，从而获得巨额收入和利润。
这段始于东方实验室的漫长征程，终于在世界的版图上，画下了自己的坐标。
2024年底，为了彰显其全球化身份，百济神州宣布拟更名为BeOne Medicines，并将股票代码更改为”ONC”，寓意”Oncology”（肿瘤学）。
改换新名的百济神州，也见证了自己在业务上的新高峰。2025年前三季度，公司销售额达到275.95亿元，同比增长44.21%，净利润高达11.39亿，彻底扭转去年同期亏损的窘境，毛利率则维持在85%的高位。
百济神州的股价也随之高涨，其市值一度突破5000亿（至发稿日依然超过4400亿）人民币，稳居中国医药股市值之首。而持股4.56%的欧雷强，个人身价高达200亿人民币以上，领先其余在华创业的美国企业家们。
这不仅是业绩的胜利，更标志着这家中国走出的原研药企，正式成为盈利驱动的全球生物制药巨头。
十五年前，一个外国人要在中国做世界级的创新药，欧雷强的梦想让很多中国人都不敢相信。十五年后，他领衔打造的BeOne Medicines，已经成为全球肿瘤治疗领域无法忽视的新力量。
他不仅证明了中国可以做出一类新药，更证明了中国可以支持全球创业者、企业家在这里创新创业，创造新时代的全球化新企业。
欧雷强的中国成就，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但一定会后有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