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16日，香港高等法院作出历史性判决，对恒大集团创始人许家印的全球资产实施接管，并冻结其名下逾77亿美元资产。此案最引人注目的焦点之一，是法院裁定将其通过离岸信托持有的资产一并纳入接管范围，彻底击碎了”海外信托绝对安全”的幻想。
2024年1月，中国恒大被判令清盘，黄咏诗、杜艾迪被获委任成为清盘人。2024年3月，中国恒大诉请追索许家印、夏海钧、潘大荣等人2017~2020年工资奖金分红等约60亿美元，在此之前，许家印等人已被采取强制措施。2025年4月，清盘中的中国恒大（3333.HK已退市）向法庭提出申请要求法院委任清盘人作为许家印全部资产的接管人。
9月16日上午，香港高等法院开庭审理这一诉请，最终支持清盘中的中国恒大诉请，判令由清盘人黄咏诗、杜艾迪作为接管人，接管许家印资产。
此次接管范围既包括许家印名下的财产和资产，也包括他控制的公司。许家印的律师提出，“任命接管人过于严厉，因为它会干涉许的私人事务”（ Mr Barlow SC submitted that the appointment of a receiver is too drastic as it would interfere with the private affairs of Hui）。但香港法庭法官明确表示：我不接受这一主张（I do not accept this submission）
最终，法庭并未采纳许家印方面提出的意见，而是认为尽管一般规则应由独立人士担任接管人，但在适当情况下，法院可委任与案件有关人士，只要其能公正行事并管理潜在利益冲突。法院认为清盘人适合担任接管人，设立“监督律师”机制以管理潜在冲突。此后，Wilkinson Grist律师事务所律师Keith Ho为被法庭委任为监督律师。
香港法庭已发出全球财产禁制令，禁止许家印方面处置价值不超过77亿美元的资产。许家印的“前妻”丁玉梅，也在2024年被香港和英国法庭发出全球禁制令。
本案的核心突破在于，香港法院首次明确：当信托被用于欺诈债权人时，其”资产隔离”功能将彻底失效。法院认定，许家印在恒大危机爆发期间将资产转入信托的行为，构成《欺诈性财产转移法案》项下的可撤销行为，因而授权接管人直接追索至信托底层资产。
从专业角度分析，许家印海外信托被香港法院“穿透”并纳入接管范围，其核心原因并非信托工具本身失效，而是基于一个至关重要的法律原则：信托不能作为欺诈债权人的工具。
这并非否定了信托的资产隔离功能，而是击穿了其设立时的非法意图。具体而言，穿透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核心层面：
一、 根本原因：适用“欺诈性转移”原则
这是本案裁决的法律基石。该原则的核心是：任何旨在损害、延迟或欺骗现有或潜在债权人的资产转移行为，均属无效，法院有权撤销。
设立或注入资产的“时间点”是关键：
法院会审查将资产注入信托时，委托人（许家印）的财务状况。如果在其时，委托人已经资不抵债或濒临资不抵债，或者注入资产后导致其无力偿还已知债务，那么该转移行为就被视为具有“欺诈债权人”的意图。
在本案中，法院认定恒大早在2017年就已开始系统性财务造假，并在此之后仍进行巨额分红。许家印作为实际控制人，对此知情且主导。因此，法院很可能认定，他在此后将个人资产注入信托的行为发生时，主观上明知公司债务危机即将爆发，其注入信托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债务“雪崩”前将资产转移至“安全”的信托中，从而损害债权人利益。
“技术性离婚”与信托安排的关联性：
报道中提到，许家印与丁玉梅的离婚及资产转移安排，与信托计划很可能是同一套“资产保护策略”的不同步骤。法院通过调查（通信记录、资金流向、见证人证词）认定其离婚“缺乏真实情感破裂基础，具有显著避债动机”。
这一认定极大地强化了“欺诈意图”的证据链。如果连婚姻关系都可以被用作工具，那么其将资产转移至信托的行为就更难被认定为善意、合法的财产规划。
二、 直接原因：否定信托的“独立性”——“实质重于形式”
法院运用“穿透式”审查，揭开了信托的合法面纱，直指其本质。
委托人过度保留控制权：
尽管报道未披露信托契约的具体条款，但此类为富豪设立的信托通常可能保留过多权力（如投资决策权、撤销权、变更受益人权等）。如果许家印作为委托人，实际上仍能像控制个人银行账户一样控制信托资产，那么法院很可能认定该信托是“虚假信托”或“委托人的延伸”。
在这种情况下，信托在法律上不具备真正的独立性，其资产被视为委托人的事实资产，因此必须用于清偿委托人的债务。
当委托人存在大量已知债务或濒临破产时，如果其设立信托的受益人最终仍是本人或其直接家庭成员，且能够证明其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上述人员的利益而规避既存债务，这将构成印证其“欺诈意图”的关键证据。法院认为，你不能一边欠着巨债，一边用信托为自己和家人保留巨额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