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uthor,郑欣怡
- Role,BBC中文特约撰稿人
-
2025年2月27日
“已经慢慢放下了，但回忆起来还是很难受。”过去的半年里，到香港留学的浸会大学一年级新生周润慈渐渐走出了遭遇电信诈骗的阴影。
损失了75万港元（约9.65万美元，7.64万英镑），但他起码确认了自己并没有犯法，这让他感到一丝放松。
和周润慈一样，不少中国大陆学生怀着梦想到香港留学，但离开家乡和父母的他们成为了网络诈骗的目标。一些学生陷入精心策划的诈骗陷阱，损失惨重。
1月16日，香港大学社会科学院表示近月有逾60名港大学生成为诈骗受害者，损失共逾6000万元，校方要求学生填写由警方提供的防骗问卷。
这60多名港大生绝大部分是本科一年级的中国大陆学生，受骗时间集中于去年9月至10月开学之初。其中一名陈姓女生在新年期间被骗920万元巨款。
香港城市大学等高校也陆续披露大批大陆学生被骗巨款的案例。
香港警方称，2024年9月到11月，港岛总区便录得55宗针对“港漂”学生的“假冒入境处或员警官员”的诈骗案件，累计损失金额高达3900万元。
周润慈向BBC中文分享了自己被骗子一步步诱骗上当的详细过程。接受BBC采访的反诈专家表示，学生容易掉入手法雷同的电诈陷阱，是因为他们被误会时通常急于自证，会不断向骗徒解释、证明。这恰恰是后者想要看到的结果。
“入境处官员”和“上海警方”
刚刚入学，周润慈就被诈骗者盯上了。
2024年9月8日，刚入学读大学一年级的他正准备与朋友一起外出时，发现手机上有多个未接来电。
他回拨电话，对方自称香港入境处官员，通话还提供普通话及粤语选项。接通人工服务后，对方询问了他的姓名，主动提出帮助他查询相关业务，索要了他正在申领的香港身份证的办理编号。
“由于我当时正在办理香港身份证，所以对来电并未产生过多疑虑。”周润慈回忆道。这一疏忽，成为了他一步步被骗术套牢的起点。
“香港入境处官员”随后告诉周润慈一个中国大陆的手机号码，表示要对该号码进行封禁并限制他在港的活动。尽管周润慈否认该号码属于自己，对方仍然强硬表示这就是他本人的，并进一步称，需要转接到号码注册地上海宝山区公安局进行后续处理。这样，周润慈被转接至“上海宝山区警察局”接听了另一通电话。
这时，另一名诈骗者声称自己是“上海宝山区警察”，并主动提供警官证证明身份。这位“警察”告知周润慈：“有人以你的名义在上海宝山区注册了一个手机号并发布了许多违法资讯。”
突如其来的指控让周润慈有些不知所措，他当即否认这一说法。但对方并未就此甘休，提出可以向上海宝山区警察局报案，以进一步核查。
心存担忧的周润慈同意报案。谨慎起见，他立即在网路上搜索上海宝山区警察局的官方网站，并将号码进行了比对，确认无误后才继续进行通话。
时隔半年回想起此事时，周润慈告诉BBC记者，这正是诈骗者精心布置的首个陷阱。
接下来的几天，指控升级了——“上海警察”声称，小周被怀疑参与了一起跨国洗钱以及人口贩卖案，属于严重违法。
他表示，“上海警察”强调这是刑事案件，要求他全程保密，除了“办案人员”和当事者之外不能有第三个人知道，包括父母。对方还要求他线上签署并朗读保密协定。
事后周润慈回想时认为，诈骗团夥应该早已通过非法途径获得其个人隐私资讯，例如中国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并以此向他核对，从而骗取了信任。
“上海警察”随后进一步威胁说，周润慈涉及重大刑事案件，要立即逮捕他，同时要求他配合进一步调查。
周润慈忆述，骗徒为博取信任还会“软硬兼施”，关心他日常作息、询问其学习状况等，并且表示他可以使用WhatsApp、Skype等软件查看即时定位，让他查看“警局”环境。双方可通过通讯设备彼此进行即时监听和录屏，来保障双方各自的权益。
他没有怀疑对方身份，只能无奈地说，“我就是什么都没干，你们来抓我吧。”
“取保候审”
在那段日子，周润慈接连一周每天除了个人洗漱时间都在即时视频。 “上海警察”似乎对他的抵触态度有所察觉，提出可以“请示上级”，以“取保候审”和“支付涉案金额的10%”方式“宽大处理”。
“我当时听到取保候审后就报有侥幸心理，问了需要大概多少钱。刚来香港读书加上从小的存款，我卡里刚好有这些钱。”周润慈说。
在第一次通话16天后，骗徒提供了一个所谓的“廉政公署官员卡号”，让他分批次、每次少量地汇款，将75万港币汇入该银行帐户。
周润慈说：“整个汇款期间，因为考虑到之前签署了保密协议，所以我并没有告知任何人，包括我的父母。当时我卡里刚好有这一笔准备买车的存款，因为事发突然我想了想就转给了对方。”
至此，周润慈彻底落入了网络诈骗的骗局之中。
图像来源，PROVIDED
图像来源，PROVIDED
发现被骗之后
周润慈不是唯一被这种故事情节诈骗的中国留学新生。
同为大一新生的李姓男学生遭遇冒充香港入境处官员的电话诈骗后，被要求独自外宿约半个月，全程被“监禁式”管理。
诈骗犯要求其时刻保持语音通话，除个人洗漱外摄像头也一并需要保持开启。最后，“检察官”声称通缉令已下发，要求他缴纳巨额保证金。
他把自己的遭遇发在了社交媒体朋友圈里。当时刚付了“保证金”的周润慈看到后，发现情节跟自己的“案情”几乎一模一样，他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图像来源，PROVIDED
“我当时反应过来自己被骗了以后一开始懵了，但也让我松了口气，觉得如释重负，”周润慈说，因为自己“确实是没有被参与到重大刑事案件中”。
他立即联系了父母并在香港和大陆老家同时报警。
小周告诉记者，陕西警方确认了电话另一端全是假警察，并通过诈骗者的IP定位发现其位于缅甸。然而，由于跨境执法存在诸多困难，且涉案未达到跨国联合执法的标准，该案只能搁置。
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路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诈骗财物价值3000人民币以上就达到了立案标准，但在实际操作中，跨境电信诈骗执法和追赃难以实现，最终大多不了了之。
小周说，事后香港警方也有联系自己并表示，案件涉及金额还未达到可以联合执法的规模，锁定了嫌疑人但嫌疑人并不在港，所以无法实施逮捕，若将来嫌疑人入境香港，警方将根据现有资讯逮捕他。
小周说，自己被告知查到了钱的去向，但更具体的就无法查下去了。“香港警方表示无法管辖，因为根本不知道诈骗头目在哪里。”
香港警方回应BBC查询时表示，去年10月接获报案。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未有人被捕。警方强调对每宗案件均会严肃及认真处理，并会根据案情及证据，作出适当的跟进行动。
大陆新生为何容易成为目标？
有专家向BBC中文分析，骗徒透过“官方”人设、提前掌握受害人个资、制造紧张气氛等，把中国留学生一步步迫入诈骗陷阱。
长期从事反电诈侦查宣传的原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网路安全保卫大队民警陈国平接受BBC采访表示：“普通人在潜意识里总会觉得只有官员才会给他们打电话。”
他说，诈骗分子通常伪装成官方机构如入境处、公安局等，利用技术手段例如虚假VPN等方式伪造官方相同的电话号码和定位资讯，使得受害者难以辨别真伪。
陈国平分析，在大数据时代，很多私人资讯早已泄漏。诈骗分子提前掌握了受害者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通过这些资讯获取受害者的信任。
此外，陈国平称骗徒通过制造紧张气氛，声称受害者涉及严重犯罪（如跨国洗钱、人口贩卖等），迫使他们迅速做出决定，来不及与家人沟通。他们威胁受害者如果不配合调查，将会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导致受害者在恐慌中做出不理智的决定。
陈国平说：“学生对法律程序和警方办案流程不熟悉，容易被诈骗分子的专业表现所迷惑。”
多名曾接到过诈骗电话的大学新生也向BBC中文表示，“在异地求学，不会随时都和父母联系，不想让远在异地的父母担心。遇到事情时总想着先自己解决。”这也是学生选择隐瞒情况、直到事情无法挽回时才告知家长的原因。
陈国平进一步分析称：“学生容易掉入电诈陷阱是因为学生被误会时通常会急于自证，会不断像诈骗分子解释自己，证明自己，就在解释和自证的过程中被绕进去了，其实这就是诈骗分子想要看到的结果。”
他解释，诈骗分子提前知道了学生的个人信息，再给他们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而学生认为能说出公民信息的人就来自国家机关，就会恐慌害怕从而开始解释自己和证明自己，越证明诈骗分子就知道你越害怕，就能进一步引导你进入下一步取保候审。
此外，追赃追逃跨境办案之所以困难，主要是因为诈骗者利用了跨境作案的法律和执法漏洞、复杂的资金洗白手段以及各国执法机构之间的协调难度和法律限制。境外诈骗案件通常需要多个国家的执法机构合作，但由于法律体系和执法程序的差异，资源配置和资讯共用的不完善，使得追捕和追赃变得极为复杂。
“王星案属于特殊案例，有被骗8000万（人民币）都没人管的。”陈国平说。
（冯震鹏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