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电影《极限逃生》里，整座城市被有毒气体笼罩，气体从地面慢慢升腾，所有人都向更高的建筑逃命。当地面的人被毒气吞噬时，越宏伟的建筑、越高的大楼，就意味着更多求生的可能。“生还的机会可以用钱买到”，成为一个明喻。
而2018年发生在韩国一考试院的火灾，也印证了这一点。当年11月9日，老旧三层小楼冒出滚滚浓烟，7人在此丧命。逃出来的幸存者，因为住在有窗户的房间而幸免于难——在首尔，阳光是需要花钱买的，逃生时跳窗的机会，也是需要花钱买的。
和中国一线城市的隔断房、串串房、临建房以及中国香港的劏房一样，韩国的地下室、屋塔房、考试院被看作糟糕居住环境的代表，合称“地屋考”。其中，把一间房分成几间，每个小房间只能容纳一两个人、通常为3平方米左右（1坪）、一般不收保证金只交月租的出租房，被称为“蚁居房”，也称“最后的居住底线”。
住在地下室的一家人。（图/电影《寄生虫》）
韩国《基本居住法》规定，一人户家庭的最低居住标准是“面积为14平方米（约4.24坪），包含厨房、独立卫生间和浴室等设施”。2015年制定的相关法律中，规定公民具有“远离物理意义上和社会意义上的危险、居住在安全环境之下、过符合人类基本标准的生活的权利”，这是韩国首次将国民的居住权纳入法律保护范围。
但对“地屋考”和“蚁居房”追踪多时的《韩国日报》记者李惠美却说，“这条既优雅又有威严的法律，并不能触及金字塔最底端的蚁居房”。
蚁居房在韩国被划分为“非住宅类”建筑，在法律和制度上都没有明确的定义，因此一直处于法律死角地带。出租蚁居房既不属于住宿业也不属于租赁业，也就不受《公共卫生管理法》和《房屋租赁保护法》的保护。
（图/电影《寄生虫》）
住在逼仄的蚁居房的人们，无法想象“有人样的居住环境”应该是怎样的。蚁居房没有盥洗室、卫生间，杂物堆积，人只能堪堪躺下休息。房间外线路交缠，一旦起火，很难逃生。又因为它们往往处在首尔光彩高楼的阴影下，或者无人问津、容易忽视的偏僻角落里，一旦发生意外事故，医疗和工程人员也很难迅速到达。
过去，首尔的蚁居房发生过多次火灾——蚁居房包水电费，但房东绝不会舍得让租客自由用电，因此，靠电热毯取暖、自己烹煮食物的住客们，会面临电器老化、管道线路老化等引起的火灾风险。李惠美就是在考试院2018年那次火灾事件中，无意中发现了蚁居房建筑群。虽然这些晦暗、破旧、脏乱的建筑群埋伏着许多危险，但它们也是走投无路、与露宿街头只有一线之隔的底层人群最后的庇护所。
对比去年在韩国全面爆雷的“全租房”，蚁居房、月租房、日租房不需要押金，合约期限更加自由；但它们也不稳定，需要每个月签约，每天支付房租。韩国露宿者行动联盟活动家李东贤曾说：“蚁居房和考试院都是让人不至于流落街头的‘网子’，也是让他们能够摆脱餐风宿露的‘垫脚石’。”而且，韩国行政系统规定，没有固定地址就无法申请租赁公宅，蚁居房和考试院也因此成为人们申请更好的房子的过渡“地址”。
现实则是，地下室、屋塔房、考试院、蚁居房等“非住宅”建筑，在过去几十年中，住进了越来越多的居民。
不得不住在蚁居房的人群
“为数众多的考试院，至少曾经在司法考试废止、年轻人不再住进考试院之后博得一些媒体版面，但蚁居村成为没有发生‘特殊悲剧’，就不会有外界人士造访的‘城市孤岛’”。李惠美在《寄生首尔》一书中感叹。
自从司法考试在韩国废除后，考试院成为底层人士的收容之地，但它至少有过承担体面功能的过去。人气漫画《他人即地狱》的故事就发生在考试院，这里住满了贫困、暴力、极端的住户，充满了韩国人对破落后的考试院的想象。然而，蚁居房更多的基因就是贫穷，而不法和剥削进一步利用了这种聚落式贫穷。
李京修住进蚁居房时30多岁，此前有过3年露宿生活。他待过露宿者中心，最后落脚在永登浦蚁居村。当时他手中可以支配的金额不到39万韩元，而房租就要2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320元）。他在临时收容中心待了三四个月，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于是离开收容中心，搬进蚁居房。2019年4月，他和李惠美见面时，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光是今年，永登浦蚁居村就死了5个人。”
（图/《他人即地狱》）
261-1号最可恶，那栋房子的屋主也住在那里。以前那里住了三个身障人士，他们领取政府生活补助，每个月20日，身障津贴、居住补贴、生活补助就会汇入账户，总数为110万韩元。屋主把身障人士们的存折拿走，一到入账日就跟他们说“去领钱吧”，然后带他们到银行把钱全部取走，在他们面前一边数钱一边说“这是房租”“这是水电费”“这是伙食费”，最后只给他们剩下大约十分之一。
承办人员向李惠美确认了这一事实，“在这个社区里其实很常见，只是没人揭露补助金被抢的事而已”，并表示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李京修说：“你知道更恶劣的是什么吗？这些房东就喜欢有残疾的租客搬进来。无论是哪个程度的残障者，多少都能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剥削。如果这些残障者搬到附近的其他蚁居房，那些房东会想办法打听他们搬到哪里，再把他们带回去，真的是‘恶霸’。我后来真的忍无可忍，就跑去警告对方说‘你如果要用这种方式做租赁生意，那我就把他带去警察局报案，请警察来协助调查’。”
李惠美跟踪了后续。“最后住在同一栋蚁居建筑的三位身障者当中，两人因个人状况住院，一位转到首尔站附近的街友庇护中心，才结束这仿佛没有尽头的剥削。”
残疾人院舍。（图/电影《白日之下》）
在永登浦蚁居村住了7年的李京修，为自己已经实现某种程度的“居住提升”而自豪。他如今住的房间，房租比初来乍到时的25万韩元多了15万韩元，算是这个区域的好房间。经济相对宽裕之后，他开始照顾身边的人，免费给邻居煮面，也关注蚁居村里欺压弱者的现象——贫困的人也有彼此帮助的善意和能力。
根据李惠美的调查，蚁居房的居民约有四分之一在近一年内产生过自杀的念头，75.5%的人几乎没有可以联系的家人。在这里，死亡是会传染的，绝望则是一种连锁反应。
发生在大城市的“居住贫困”
住在蚁居房的人，处在被社会抛弃的状态，然而他们努力不抛弃自己，避免沦为流浪人士，为此兢兢业业地工作，赚取房租——接受房东的剥削。他们不是因为不努力才贫困，恰恰相反，住在蚁居村的残障人士、从小和父母失散的人士，都在万分努力地生活下去。但房东们也冷酷地利用了这一点。他们知道，这些租客更怕被赶出去，所以在履行房屋修缮等基本房东义务时，总是若无其事。
一组2018年的数据表明，蚁居房居民中有29.7%的人认为自己患有身心障碍，这些人中又有31.7%处于未登记状态——他们是拿不到残障者补贴的。
李明柱的状态算是好一点的。他已经是个老年人了，因糖尿病并发症截掉双腿的他，在蚁居房居住的12个年头里，从未偷过懒，每个月都按时还上16.8万韩元，攒下5万韩元。为了满足无论刮风下雨都能上厕所的需求，他6年来攒下了足够的保证金，终于搬到了一楼，可以坐在轮椅上说走就走。他的贫困源自韩国1997年爆发的外汇危机。破产后，他离开家人，开始了街头生活。因为有残障者认证，每天会有工作人员协助他完成日常起居活动，帮他做点小菜。
蚁居房的女人们活得更是战战兢兢。60多岁的朴敬子从来都独来独往，因为担心受到性骚扰，她将自己的房门紧紧掩住，天再热也不敢开一丝门缝——门外是经常裸着身体来来去去的男性日结工。她9岁开始做保姆，但年幼时赚的钱全部被家人拿走，结婚后受到婆家的暴力对待，实在难以忍受，以离婚收场。“我最多也就再活个5年，希望我可以平安无事地度过这5年”，她告诉李惠美。
（图/电影《白日之下》）
除了疾病缠身的中老年人，蚁居房也收容了韩国年轻人的梦想。过去10年，首尔和京畿道的移入人口增加至46.7万，而移至釜山、大邱、光州、大田、蔚山等主要广域市的人口则减少了。“人就是要去首尔”，年轻人们和那些寻找资本主义光环下的工作机会的日结工有着同样的想法。
但刚毕业的地方青年们难以负担首尔的房租。李惠美在《寄生首尔》中写到，只身来到首尔的青年当中，每3人就有超过1人陷入“居住贫困”。“年纪越轻，越能忍受贫穷。青年居住贫困的情况固然严重，但始终不是被国家视为优先的政策，这是因为他们跟蚁居村的老人、街友不一样，年轻人是能够立即投入劳动市场的劳动力，同时只要‘努力’就能够摆脱窘境，而这种想法却使得人类被扁平化成为零件，并且随着能力区分等级，这难道不是这个剥削社会造成的吗？”
李惠美在调查中发现，蚁居房住户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对生活成本的上涨分外敏感。60多岁的朴先生在蚁居房生活了20多年，以前也经历过有锅炉和暖气的时期，然而，自从十几年前油价上升，他再也负担不了暖气费用。因为担心房东涨房租或者赶他出去，他从不敢提重开暖气这回事。
蚁居房缺少公共设施，住户们势必要到附近的澡堂、卫生间去解决生活问题。在这贫困的聚落附近，住户们尽量搜寻工作机会，否则，他们将拖欠房租——对于寒冷的冬天来讲，这绝对不是好消息。
蚁居房虽小，但房租均价颇高。2019年年初，李惠美第二次拜访朴先生时，他的月租金涨到25万韩元，按照房屋面积来计算，每坪租金比江南TowerPalace还要高出数倍。在这里，东西坏了房东不给修，空间小到只能勉强躺下一个人，水龙头只有冷水，供暖则完全没有。
这些胡同里的斗室，由行政当局用老百姓的税金做基本维修，附近教堂和蚁居房咨询所提供温情援助，成为“最低限度的生存空间”。而朴先生的房东一家人却用蚁居房收租的钱买下了地铁站旁的一栋楼。
首尔梨泰院。（图/Unsplash）
穷人不断被啃噬 富人通过剥削实现财富积累
150多年前，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说过，资本主义社会和住宅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以无序竞争和商品交易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导致就业不稳定及失业，同时不断将大量人口集中到城市。正因如此，“肮脏的猪圈，也总有人愿意租”，而房东“不仅有权利无情地压榨最高的租金，而且由于竞争，必须做到这一点”。
蚁居房无疑将无情压榨发挥到了极大限度。许多蚁居房处于无许可状态，不需要缴税。李惠美在敦义洞蚁居村了解到的情况是，月租一般是20万到30万韩元，中间代理人会汇10万到15万韩元给实际所有者，再去掉电费、煤气费，剩下的是中间代理人的净收益。“钱既然以‘隐形现金’而非所得的形式进了代理人的口袋，必然有很大的偷税漏税空间。”
中间代理人就像中国的二房东，定期汇钱给房东，房东是谁只有中间代理人知道。而房东们绝不是简单的、小规模房产商。李惠美在调查中发现，这些屋主住在首尔最富庶的地带，其中不乏位高权重的政客。然而，他们不会放弃在穷人身上榨取更方便、更好赚的钱的机会。这便是李惠美观察到的“贫困经济”——通过剥削贫穷者发家致富。
（图/电影《寄生虫》）
而蚁居村重新开发的消息，一般会被权贵迅速捕捉，将之买下作为投资。蚁居村不像其他理财产品会被套牢，而是源源不断地接收穷人按时交纳的租金——每坪均价超过江南富人区的租金。房东还可以钻法律漏洞，将本应发放给贫困阶层的政府补贴，直接放进自己的口袋里。在财富压榨之外，蚁居房也成为政客们的“贫困舞台”。他们频频作秀，却没有人真正关心其中的残酷和是非。
2019年5月7日，《韩国日报》头版刊登了题为《蚁居村背后……房地产大户的“贫困经济”》的报道，两个阶级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赤裸相见。李惠美被采访过的蚁居村居民破口大骂，“我现在是个名副其实的记者了”，她对电话另一端的代理人说道。当年10月，韩国政府在“儿童居住权保障等居住支援强化对策”的基础上，追加了针对居住在单间房或考试院的弱势群体的居住政策。
贫困居民的生活仍未发生多大改善。不过，当读者看完报道后，不太会像过去那样直接定论“住在贫困区的人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问题住进去的”。
“我现在是个名副其实的记者了。”（图/电影《白日之下》）
在《寄生首尔》这本整合了李惠美对贫困居住的报道的合集中，最难得的是记者本人对自己身处的系统和接触的群体不断进行反思。
第一次到蚁居房采访时，李惠美先走进一家货品种类单调的小卖店，并用1万韩元买下几瓶维他命水，拜托店主介绍采访对象。很快，她来到60岁的朴先生家里，被迎到电热毯最温暖的区域，并得到了对方对居住处境的真诚回应。“超市老板夫妇真是非常好的人，20年来都没有大幅涨过房租。我和他们现在就像朋友一样。”
离开之后，李惠美的反思则更深一层。“这对开超市的夫妇会不会也是维持剥削的齿轮不停转动的同谋呢？他们每个月凭着这些连暖气都没有的老旧房间就能收租200万韩元，对于相识了20年、如朋友般的住户，仅仅1万韩元就可以毫不犹豫地甚至是主动地出卖他的贫穷和私生活。
“而对这一切都毫不知情的朴先生，把电热毯最暖和的部分让给了我，和我讲了他的心里话，还顺便给我看了他家人的照片。我一方面想，直接把这1万韩元给他应该对他更有帮助吧，另一方面又觉得这是坐拥资本的人或者说拥有人脉的人（掮客）应得的报酬。我这才发现，世界本就是穷人不断地被啃啮、富人通过不断剥削实现财富积累的这么一个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