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发表了一篇Nigel Rawson和John Adams的评论。前者是渥太华智库Macdonald-Laurier 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后者是加拿大PKU药品研发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评论说，加拿大人非常清楚，他们的医疗保健服务体系正处于危机之中。
没有足够的医生、护士或医院床位。由于人满为患，救护车押运人员不得不等待数小时才能把病人送进急诊室。一些医院的走廊上躺满了病人，这些医院甚至因违反消防规定而被处罚。令人震惊的手术等待时间持续延长，一些病人因缺乏关注而奄奄一息。显然，医疗系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COVID-19疫情蔓延使本已存在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和严重。
加拿大医疗系统很大一部分问题在于医疗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和其他资料显示，与30个发达国家相比，加拿大的人均医疗支出位居前十名。然而，在医生、护士、急症护理、长期护理和精神科病床、核磁共振、影响扫描设备的人均数量方面，我们却排名垫底。此外，与美国人和欧洲人相比，加拿大人等待新药物的时间更长，一旦这些药物在加拿大上市，等待医保拨款的时间甚至更长。
由于缺乏对医疗研发的投资，加拿大医疗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更加严重。加拿大是七国集团（G7）中唯一一个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在2000年至2020年间有所下降的国家，这导致加拿大在2020年经合组织国家医疗研发排名中跌至第18位。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年度研发预算超过 450 亿美元，人均超过 132 美元。相比之下，加拿大卫生研究院（CIHR）每年投资约 10 亿元支持卫生研究，人均约 25元（合18.5美元），还不到美国支出的七分之一。此外，美国私人在药物研发和商业化方面的人均投资额也远远超过加拿大。
联邦政府于2016年任命了一个顾问小组，负责找出医药研发支持方面的差距，并提出改善加拿大表现的建议，但联邦政府后来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其建议。这也是其他类似专家建议的命运。
加拿大政府希望医疗界和学术机构开展健康方面的研发，但却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资源。结果之一是，加拿大在健康研发方面是一个”不停开展试点项目的国家”，但很少有项目被证明有效并广泛付诸实践。
投资不足导致我们学术机构的研发减少，临床试验减少，这意味着加拿大人获得治疗癌症和渐冻症等威胁生命疾病的机会减少；以及在加拿大上市的新药减少。这些机会的丧失也意味着研发领域的高薪工作减少，从而损害了我们的经济。
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在白嫖（免费享受）美国的在医药方面的成果。加拿大人应该感谢美国人通过研发生物制药和其他治疗方法在改善医疗保健方面做出的巨大努力。没有他们的研发投资，加拿大人的健康状况将大打折扣。
加拿大必须在与美国卫生部门的关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正如川普的总统任期那样，一个孤立主义的政府会让邻居和其他国家变得极不舒服。而加拿大在医药方面的落后同样会让邻居美国不舒服。
加拿大医疗保健系统唯一真正具有普适性的特点就是每个人都需要等待。加拿大需要一种新的方法来投资医疗安全，因为我们的生命和未来都取决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