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的三位学者研究发现，此前的教育减负政策未能显著减少学生学习负担，也未能显著降低家庭教育支出，反而带来了教育投入和教育产出的分化。从投入上看，高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和学生学习时间双升，而低收入家庭则双降；从结果上看，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获得优质教育的门槛更高，加剧了“寒门更难出贵子”的问题。
这篇文章发表在《经济学》（季刊）2023年第23卷第3期，题为：教育减负、家庭教育支出与教育公平，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周子焜、北大国发院雷晓燕教授和北大汇丰商学院沈艳教授。通信作者为沈艳。
文章的理论模型从是否存在竞争性升学机制、是否存在校外教育市场等不同场景展开，通过对不同经济禀赋的家庭和不同闲暇偏好的学生针对升学机会的竞争均衡作比较静态分析，来预测减负政策的效果。减负政策缩减了公共教育投资，均衡中该政策既影响总体的升学竞争烈度，也影响个体的升学竞争结果，但个体在升学竞争中的相对位置可以通过私人教育投资弥补。因此，减负政策发生后，经济实力强的家庭会加大私人教育投入来争取更多的升学机会，经济实力弱的家庭则被迫从升学竞争中退出。
文章另一个贡献是构建了教育减负指数。在对2005—2018年各省和中央教育主管部门关于教育减负政策的所有公开文件进行整理的基础上，作者归纳出教育减负政策的17个细项并分别对其进行打分，构建了各省逐年的教育减负政策指数。
在实证分析方面，文章匹配政策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个人微观数据，并在三重差分法的框架下评估教育减负政策对不同人群的影响。
结果发现，减负政策在总体上对家庭教育开支和学生学习时间的总体水平都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但造成了不同背景家庭的教育投入和产出的分化。
根据该文的估计，在2008年到2018年间，教育减负加大推行力度后，导致“寒门学子”（收入分布处于最底层10%的家庭的学生）升高中的概率下降了9.3个百分点，而“富二代”（收入分布处于最上层10%的家庭的学生）升高中的概率上升了5.3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