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文直陈：
“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简直可以亡国。”
胡适认为，学校只管多，教育只管兴……社会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学堂所造成的是不会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这种教育不是亡国的教育吗？
时隔一年的1919年4月，《新青年》发表继《狂人日记》后鲁迅的第二篇醒世之作，中国公民“孔乙己”先生从此诞生。
未曾想到，100多年过去了，中国这位“孔先生”竟然还活着，赖死不如好活，似乎愈加迂腐不堪、麻木不仁、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身上还多了些新时代“躺平、捞钱、吐槽骂街、六亲不认”的毛病，也算是与时俱进了。
孔乙己有何生存法门，活到今天还迟迟埋不下土？
你为何脱不下长衫？
当代大学生将自己比作孔乙己：
“年少不懂孔乙己，读懂已是书中人”
“学历是我下不来的高台，更是孔乙己脱不掉的长衫”
那首《阳光开朗孔乙己》唱得不错，余音绕梁，可谓当下中国年轻人的情绪和诉求表达。
鲁迅讲，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
敢说，敢表达，敢发表态度，也算是当代中国大学生的一种进步，至少不会像书中的孔乙己那样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然而，央视网却说，孔乙己之所以陷入生活的困境，不是因为读过书，而是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不愿靠劳动改变自身的处境。长衫是衣服，更是心头枷锁。呼吁当代有志年轻人，绝不要被长衫困住。
央视网的这番话，看上去很有道理，于是很多人开始带着批评的味道教育当代大学生：要放下架子。
然而，我们细想一下，这真的有道理吗？
这似乎和官本位思想差不多：出来解决问题，反而把提出问题的人解决掉，处处说你的不是。
显然，无端地指责年轻人，进而号召年轻人脱下“长衫”，换上“短衣”，号召“孔乙己”去当“骆驼祥子”，肯定是行不通的。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已经被中国的教育环境熏陶成“你越让我怎么做，我偏不那样做”。
再说，这种做法，一方面无法回避“是不是那些自己穿了长衫的人想忽悠别人脱下长衫？”的质疑，另一方面也可能模糊了当下一个重要的社会矛盾，那就是严峻的就业形势。
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和嫁不掉的剩女是一回事，那就是社会资源的严重错配。
当前，对受过高等教育的脑力劳动者的需求下降了，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上升了。供求关系变了，但这种变化却对大学毕业生的求职意愿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
明明知道穿上“长衫”找不到工作，那么为何不脱下来呢？是什么原因导致“孔乙己”脱不下长衫呢？
能不能脱与愿不愿意脱显然是两回事。前者是客观因素，而后者是主观的意识形态问题了，当前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多数是主观意识里的不愿意脱下这身皮。
一直以来，我们从中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更多的是在教知识、技术、专业，唯独缺少文化，尤其是价值观引导的错误。
逐利价值观的办学思想作祟，培养出来的学生自然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很多高学历的野蛮人，他们的思想是冷冰冰的。
从教育环境的现实上看，如果今天我们不能用知识很好地答出一份标准化试卷，可能就读不了好大学、好专业，找不到好工作，以更好地满足自己物质的欲望。
是谁将你变得如此狰狞？
咱们看看高三誓师女生是怎么呼口号的：“没有人是生来的弱者，没有人是命定的草芥，同样是寒窗苦读，明灭暗灯，我们凭什么甘于人后？同样是披星戴月、夙兴夜寐，为什么不能是我为人先？”
再看看前几年那位立志要“拱白菜”的衡水“土猪”：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城市里的白菜。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凶狠狰狞，疯狂偏激，鸡血满满的功利主义。
可怕的是，这种功利主义还得到了社会的普遍支持与认同，甚或本就是学校有意识这样教的（前段时间那位被学生赶下台的教授就是这样教的），把学校搞得像传销组织似的，天天呼口号打鸡血。
口号呼得越响的人，往往越不可靠，越容易叛变。
有一天，当他们发现“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时，他们会比“孔乙己”还“孔乙己”。
当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普遍的、极端的价值观呢？
归根结底，那就是这些年来我们公共教育的产业化路线惹的祸，让教育失了衡，失去了公平性。
其实，国家与政府也看到了中国教育失衡的问题，所以高调开展“双减”的同时，强化普职教育建设，其动机就是矫治多年来的“教育产业化”路线。
因为教育产业化，导致教育结构失衡，各种资源蜂拥奔赴重点名校，全国各地“素质口号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
同时，因为贫富分化加剧，不同阶层家庭投入到孩子的教育经费天渊之别，导致“寒门难出贵子”。
教育产业化的初衷是在财政不足的情况下快速发展教育，但它不是通过取消垄断和管制、扩大社会参与来增加供给，而是通过“名校办民校”、“领办学校”、“指导学校”这样的“假民办”为公办教育输血，逐渐形成特殊利益集团。课外培训产业，最初也是公办名校为了升学率竞争而内生的。名校与培训机构联手，资本市场加持，以至课外培训爆发式增长，择校竞争高烧不退。
许多占用高额财政经费的重点学校，服务的主要是少数优势阶层的孩子，而普通学生和农民的孩子却迈不进门槛。
这种高度行政化、等级化的公办学校制度，偏离了教育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而言，只有拼尽全力，才会有一丝希望。所以，他们变得凶狠狰狞、疯狂偏激，他们没有退路。
衡水那位“土猪”当年说：他们都是来自普通家庭的孩子，他们身上都肩负着整个家族几个世代的期望，想要成为父母的骄傲，想要让他爱的人都要更加精彩地活下去，他们有什么错？
他们确实没有什么错，但对于这些小镇做题家来说，除了会做题，还会什么呢？这个社会不需要那么多会做题的人，除非你选择大学毕业后又去教下一代刷题。
这不，这两年好多中学晒出招到了清华、北大硕士博士入职，招这些非师范专业的高学历毕业生去干嘛，不就是教学生刷题嘛。
自已拼了命刷题考上名校，毕业回去再教下一代刷题考名校，中国教育进入“刷题”死循环。
是什么让你变得愚蠢？
大学毕业生为什么不愿脱下“长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大学，正让更多的学生变得愚蠢。
当前，大学被政府及企业俘获，知识成为商品，所造成的后果不仅仅是学术机构本身的衰落，更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损失。而以政客和学术管理者为代表的管理阶层正在将大学转变为没有灵魂的公司。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越来越深地渗透进了高等教育中，使其出现了愚民化、重要行业技能短缺、学生经济负担加重、官僚主义、严肃研究被边缘化、与现实脱节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导致大学沦为市场的附属品，背离了教育初衷，培养出许多能力全面的庸才。
甚或，还有很多大学生失去了良知。
没有知识可以被宽容，没有良知不可以被宽容。我们遇到标准化的试卷，回答不好没有问题，但是涉及良知判断、是非判断、善恶美丑判断，如果出了问题，那就是大问题。
有一位父亲发现15岁的女儿不在家，留下一封信，上面写着：
“亲爱的爸爸妈妈，今天我和兰迪私奔了。兰迪是个很有个性的人，身上刺了各种花纹，只有42岁，并不老，对不对？我将和他住到森林里去，当然，不只是我和他两个人，兰迪还有另外几个女人，可是我并不介意。我们将会种植大麻，除了自己抽，还可以卖给朋友。我还希望我们在那个地方生很多孩子。在这个过程里，也希望医学技术可以有很大的进步，这样兰迪的艾滋病可以治好。”
父亲读到这里，已经崩溃了。然而，他发现最下面还有一句话：“未完，请看背面。”
背面是这样写的：“爸爸，那一页所说的都不是真的。真相是我在隔壁同学家里，期中考试的试卷放在抽屉里，你打开后签上字。我之所以写这封信，就是告诉你，世界上有比试卷没答好更糟糕的事情。你现在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我可以安全回家了。”
这封信说明，一个人在知识的试卷上可以犯错，甚至不止一次犯错，一辈子犯错，我们到老了都是无知的。但是在良知问题上，可能犯一次错，我们就万劫不复了。所以，比事实判断更重要的是价值判断。事实判断，我们做不到什么都懂，但是做人要有良知，要有价值判断力，这一点还是应该尽量做到的。
今天中国社会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乏判断力。中国教育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缺乏文化素养。
比如，为了抵制日货，很多年轻人走到大街上砸同胞的车，甚至伤害同胞的身体。他们带着一腔热血，以为在爱国，但实际上却是在“碍国”。
为什么一个带着良好爱国热情的人，会去做妨碍国家、损伤中国人形象的事？他们缺少的是什么呢？良知。知识就是力量，但良知才是方向。
我们常常说，落后就要挨打，但我们也应该知道，野蛮也会招打。
明明是野蛮腐朽的教育环境，我们偏要说是最好的读书时代。
如果教育的环境是沉重的，就不能忽悠我们的下一代“学习是快乐”的。
只有正视，方能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