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13时30分许，4名年轻人在张家界天门山跳崖。经当地公安部门查明，4人为自杀。这几个年轻人，均在外务工，最小的23岁，最大的也不过34岁。据警方向家属透露，这4名死者通过群聊的方式沟通策划，其中一名死者是带头人。他们以一种决绝的方式离开：在跳崖之前，四人服了毒药，还从本子上撕下纸写下遗言，遗书内容很简单，只有一句话，“本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本人是自杀，与其他人无关。”遗书是4月2日写下的。他们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来自其中一人的朋友圈——“你好世界，再见。”
事件发生后，有人感慨“贫穷导致的磨难太多太多了”，有人说“活着比跳下去难”，还有人反问“现在的年轻人，读了很多书，却是那么脆弱，不去闯关，先选择逃避，这是为啥呢？”但让人意外的是，关注度如此高的社会事件，竟然没有成为热搜，迄今也未见主流媒体发声。
4月8日，三联生活周刊在公众号推出《天门山跳崖：四个决绝赴死的农村青年》一文，最大限度还原了四名自杀者的生平与家庭背景。该文写道，“如果要寻找四个年轻人身上的共同点，贫穷带来的磨难以及不断新添的变故或许是他们的共性。”
彭志军，33岁，家在河北省邯郸市的李谷驼村，兄弟姐妹四个，在家排行老三，个子不高，不超过一米七，人看起来很瘦，也不爱说话，在李谷驼村，彭志军家条件在村里算是差的，初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十多年前，父亲身体开始出现问题，不能再干零活了，只靠种地，因为家里穷，老二也没娶上媳妇，他和二儿子、彭志军住在一起。村里人都知道彭志军结婚难，因为家里根本付不起天价彩礼。
陈婷，23岁，出去打工之前，她一直生活在四川内江的一个村子里，个子很小，人也瘦，外表上看来，陈婷并不是内向的人，她很爱笑，笑点低，也爱帮人忙。初中时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成绩不好的她被劝退。父亲去年得了癌症，一直在化疗，治疗费用是笔不小的开销，苦苦谋生的母亲对其缺乏照顾，出事前与家人联系了两次。
张财睿，23岁，家在福建省德化县，十多年前父母离了婚，父亲五十多岁，兄弟六个，他是老四，因为家里穷，两个四十多岁的弟弟现在都没结婚。
刘志永，34岁，家在河南周口市沈丘县的一个村子，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两人都已出嫁。早在20多年前，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多年前中风，行动不太方便，奶奶已经90多岁，两个人住在一层的老房子里，守着半亩地生活。上个月请了三四天假，专门从广东回了趟老家看了父亲，跟家人提到想去外面旅游玩一下，因为情绪低落。
当四个决绝赴死的农村青年短暂的人生图景呈现在公众面前时，人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他们都家庭贫困。但仅仅这样的归纳总结就够了吗？
诗人余秀华在个人微信公众号谈到这一事件时说，“他们也许更多的是精神的孤独，甚至孤立，长期努力而得不到生活甜头的焦虑等等，所有的一切都是猜测，都是我们从这个时代的病症上推测出的不确定的因素。”她进而结合自身的经历和精神状态将问题归结于现代教育。“它（现代教育）让我们的知识越来越多，知识面越来越广，但是恰恰是对知识，刻薄一点说对学历的追求把‘德’挤到了角落，让人们在掌握了许多知识后反而不会自处了，没有‘儒’了，人们都急切地想用金钱证明自己的价值，而国家的，市场的经济运转又恰恰让富裕成了一个窄门，不是所有人想进就能进的。”
当金钱成为目的而非工具，人自然而然便从目的转为工具。
也有人提出这起自杀案的疑点：他们虽然都在外打工，但他们之间有什么交集，通过什么契机，何种途径联系在一起，仍然是一个谜团。四个人有组织的自杀，这是一起公共安全事件。我们需要用证据链揭示他们自杀的动机，而不是简单喟叹社会底层生活之艰难。换言之，我们需要对生命的逝去负责，从公共安全的角度做进一步调查，这是警方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我们只知道他们自杀，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自杀。这四个人是个案，还是冰山一角？在这个过程中是否还牵涉更多的人？他们服的是什么样的毒药？又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的毒药？这些信息碎片固然令人唏嘘，但我们不能以情感代替证据。
除了教育问题和案件疑点外，因四人都来自农村，且都曾通过外出打工的方式尝试在城市找到目标感和意义感，所以还有一个更大的命题值得追问：轰轰烈烈的农村现代化，到底是谁的现代化？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贺雪峰老师在《慢半拍的农村现代化》中提到，当前中国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矛盾就是城市化，就是农民进城。当前的农民进城，既不稳定也不全面。农民不是一次性进城，也不是全家进城，而有一个很长时期在城乡之间的往返试探，这个往返试探的时间可能长达几十年。从总体上讲，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城市不断扩张，越来越多农民进城并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就有越来越多进城农民不再需要农村这个退路。具体到每个农户家庭，他们进城是否顺利，却仍然有很大不确定性，这既取功于他们个人努力，又要看运气。城市提供的机会越多，进城农民机会就越多，运气就不会差。即使少数进城农民运气差，国家也比较容易提供社会保障的兜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