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养儿童长大了：采访加拿大亚裔被领养者协会（Asian Adoptees of Canada，AAC）

协会的创始人及理事长（President）莉娅·布莱顿（Leah Kim Brighton）说，AAABC是她当时居住在BC省时成立的，仅限于BC省，在新冠疫情期间，她在多伦多成立了覆盖全加拿大的亚裔被领养者协会AAC。因为疫情，起初他们的活动是在网上进行的，目前ACC在全加拿大范围内有200多个会员。他们现在有网上的活动，也有网下的聚会，今年农历年期间，他们就组织了在多伦多的聚餐（见题图照片）。

莉娅·布莱顿说，提及加拿大的跨种族国际领养，以往人们大都是从领养家长和领养机构的角度来看的，在许多人的印象中，领养的亚裔孩子是婴儿-儿童-少年，而这些孩子现在长大了，他们中很多人已经完成了学业，成为了专业人才，AAC就是这些成年被领养者的一个交流平台，AAC希望能给加拿大的亚裔被领养者提供相互间的联络和支持。

莉娅·布莱顿解释说，领养韩国儿童的高峰在上世纪80，90年代，领养中国儿童潮在稍后一些，与此同时也有来自越南的领养儿童，因此目前有相当一部分亚裔被领养者在20，30岁左右。

在过去许多年中，媒体时有报道领养亚裔儿童的家长组织和领养机构等，许多家长组织起来为他们的领养子女提供一起活动的机会，不少家长们自己还去学习领养孩子原籍国的语言，为养育领养子女做各种努力，家长们知道这些跨种族的国际领养孩子或早或晚将遇到身份认同这一问题。

雪莉·罗滕伯格（Shelley Rottenberg）来自中国，她出生在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期间，八个月大时被领养来加拿大，她在伯灵顿（Burlington, Ontaria）长大，她说，那里不象现在多伦多这样族裔多样化，她随犹太裔妈妈在主要是白人的社区长大，她的文化背景是犹太裔的。儿时的雪莉没有种族概念，她知道她出生在中国，有着黑头发，是被领养的，但她不觉得自己与周围的孩子有什么不同。妈妈告诉她，她没有在妈妈的肚子里生长，但她是在妈妈的心中生长的。除了爱她的妈妈，雪莉还有一个很亲近的妹妹。在她的网页里，她写道，在5岁时，妈妈问她愿不愿意有一个妹妹，她问妈妈，一个看起来和我一样的女孩？，几个月后，她们母女俩去了中国，领养了妹妹。雪莉和妹妹没有血缘关系，但别人问起来，这真的是你妹妹吗？ 雪莉的回答总是肯定的 ，是的！

雪莉·罗滕伯格第一次为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到困惑是在初入大学时，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和其他亚裔同学的不同，她本来考虑加入亚裔学生俱乐部，但很快发现她和强调祖籍文化的亚裔俱乐部没有多少相通点，最终她选择加入了犹太女生联谊会，尽管在其中她收获了友谊和许多美好记忆，但不时她会感觉自己也不完全属于这个团体，有一段时间她感觉自己既不足够华裔，也不足够犹太裔，这一冒名者感觉困扰了她相当一段时间。

对雪莉·罗滕伯格来说，身份认同的转折点开始于她的本科论文，她为论文采访了一些被领养者，她意识到她不是唯一的一个在原籍身份和加拿大身份之间感觉困惑的人。

莉娅·布莱顿也表示，领养者的身份认同，往往发生在成年之后。莉娅是在4岁时从韩国被领养的，她也在白人为主的社区长大，是家里孩子中唯一的亚裔，她说，在她小时候，她对韩国及亚裔文化接触很少，那时连电影电视里的亚裔面孔也不象现在这么多，而在她成长中，亚裔外貌又不免让人们误以为她是有移民经历的。领养者面临的独特挑战是，他们要整合领养家庭赋予他们的文化背景和自己的亚裔原籍背景。

莉娅·布莱顿说，据以往统计，大约只有不到5%的国际领养者找到原生家庭，尽管现在基因测试等新技术为此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但领养者和原生家庭团聚仍旧罕见，而这5%找到生身父母的领养者中，仅有2%的人和原生家庭保持了联系。莉娅是幸运的，她找到了在韩国的亲生父母，并前往那里和生母，生父和兄弟姐妹们团聚，她说，这是她生活中的一个决定性事件，尤其重要的是她和母亲的会面，她吃到了母亲为她做的饭，还和母亲同睡在一张榻榻米上，她很感恩找到了亲生父母并和他们保持了联系。

莉娅·布莱顿和雪莉·罗滕伯格俩人都认为，AAC的成立及其活动是她们生活中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件，莉娅说，自己组织领养者活动近20年的经验让她看到，国际领养者非常需要有一个平台分享他们共有的心理历程。

雪莉说，小时候，她曾和妈妈一起去参加家长们组织的领养家庭的聚会，但儿时的她没有深切体会到这些活动的价值。现在，她有机会和领养者朋友们一起讨论类似的经历，各自遇到的问题，以及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她感觉很有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