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举办的“新时代中国财政政策”论坛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警告,中国人口老龄化和政府售地收入减少,使国家财政可持续性经受考验,须通过优化开支结构和收入模式为财政开源节流。
陈婧 上海特派员
jingchen@sph.com.sg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研判,财政困难是推动去年底中国防疫政策转向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财政系统面对的更大风险是,决策层疲于应对疫情等短期冲击,没有余力规划长期发展。
星期五(1月13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举办的“新时代中国财政政策”论坛上,白重恩警告,中国人口老龄化和政府售地收入减少,使国家财政可持续性经受考验,须通过优化开支结构和收入模式为财政开源节流。
彭博社根据中国财政部数据计算,去年首11个月中国整体财政赤字达7.75万亿元(人民币,下同,1.53万新元),是前年同期的两倍多,也高于首轮冠病疫情暴发的2020年。官方在12月7日出台优化防控“新十条”,大幅放宽防疫管控。
去年以来土地出让收入 几乎每月都创两位数跌幅
白重恩指出,随着中国老龄化加剧,养老和医疗开支都将增加,而适龄劳动力减少则导致财政收入下降。此外,极高的拥屋率叠加放缓的城镇化步伐,意味着地方政府长期依赖的售地收入日益减少。这对中国财政构成两大长期挑战。
去年以来,中国土地出让收入几乎每个月都创下两位数跌幅。11月各地政府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7150亿元,同比滑落13%。
白重恩坦言,尚未看到高层认真探讨上述长期课题,因为他们忙于应对疫情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短期风险。“这些短期冲击吸取了所有能量和氧气,留给讨论长期因素,尤其是长期财政可持续性的空间所剩无几。这是很不幸的。”
出席同场论坛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中国经济专家诺顿(Barry Naughton)、UCSD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和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师朴之水(Albert Park)都认为,中国财政支出需求增加和收入减少间的矛盾日益扩大,亟待通过体制改革确保财政可持续发展。
诺顿指出,过去近10年,中国政府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持续下降,各领域开支需求则不断扩大,疫情期间的高额扣税进一步加剧这个趋势。与此同时,中国财政体制改革推进缓慢,在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等方面均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诺顿注意到中国政府为了不给财政增加直接负担,往往会设立许多准财政机构,例如地方投资平台和政府主导基金,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开支需求。但他以去年爆出贪腐丑闻的芯片大基金为例指出,这类准财政资金将对经济造成新的扭曲、引发新的道德风险。
主持论坛的国大东亚所访问学者黄佩华指出,回顾中国的改革历史,改革往往是由危机驱动。她回忆2015年左右曾在一个工作坊上向中国前财长楼继伟发问,中国下一次大规模财政改革是什么时候?楼继伟回应说,推动1994年财政改革的是中央政府财政紧缺、无钱可用的紧迫性。黄佩华问道:“中国现在来到这样的时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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