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 11 月，温哥华议会以全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联邦政府将温哥华作为联邦毒品控制法的例外。这个意思是说，持有小剂量的个人使用的毒品，在温哥华不被作为犯罪行为。
这个决定在华裔社区里引起很大震动。在华裔的文化中，我们对毒品问题特别地敏感。主要原因大概是因为中国的近代史中，鸦片类毒品被看做是帝国开始衰落的原因。这种历史上带来的厌恶情绪，可能会使得我们无法客观理性地看待毒品问题。事实上，语言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大。在英语中，Drug 就是药品的意思，和医疗用的药物是一个词，比较中性；而在中文里，则被称为“毒”品，碰到就死的那种。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会天然地要求严厉打击毒品使用。同时，我们对吸毒者也会天然反感。但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更好地控制毒品泛滥造成的健康问题。采取一个批评态度是容易的，但寻找解决方案，则困难得多。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2020 年 BC 省因毒品过量而死亡的人数为 1386 人。加拿大全国每年因毒品过量死亡的人数超过 4000 人。需要注意的是，包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从 1980 年代开始严厉打击毒品贩卖，但收效甚微。毒品吸食人数的比例未见下降，而毒品过量而死亡的人数却在稳定上升。
主导毒品去罪化的领导者来自温哥华警察局和医生群体。因为警察认为自己严厉打击毒品毫无作用，空耗警力；而医生团体则更多地是从科学统计数据上看到，拥有毒品有罪导致大量吸毒人员不愿意寻求医学帮助。事实上这一新的趋势正在获得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认同。美国俄勒冈州在去年 10 月通过了决议，在俄勒冈州，持有私人使用剂量的毒品，不属于犯罪行为，这一决议在今年2 月开始施行。而华盛顿州也正在进行类似的立法工作。
说到毒品使用的去罪化，就必须提到这个运动的先行者：葡萄牙。
葡萄牙在上世纪 80-90 年代，也面临毒品失控的困境。在一个 1000 万人口的国家里，大约有 1% 的人口成瘾使用海洛因。每年因持有毒品而被捕的人，从 80 年代的 4000 人上升到 90 年代末的超过 1 万人。葡萄牙有着欧盟内部最高的 HIV 感染率，每年新增感染人数超过 2000 人，其中一半来自毒品吸食所使用的不洁针头感染。葡萄牙加强了对毒品的打击力度，在所谓针对毒品的战争中，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葡萄牙警方在打击毒品犯罪上的投入增加了一倍。到了 90 年代末，葡萄牙监狱中一半的犯人，都来自毒品犯罪的指控。但毒品泛滥问题，没有发生明显改善。
到了 2001 年，葡萄牙政府采纳了医学界和社会学研究学者们的意见，他们针对毒品问题的政策，来了一个 180 度的大调整。葡萄牙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吸食毒品去罪化的国家。毒贩依然会被打击和审判入狱，但如果个人拥有不超过个人 10 天使用量毒品则不被认为是犯罪。经过大约 10 年的时间后，葡萄牙人和毒品相关的死亡率奇迹般地下降了五倍。到 2016 年，葡萄牙和毒品相关的死亡比例，比欧盟平均水平低五倍，是美国的 1/5（2016 年，美国死于毒品使用过量的人数为 6.5 万人。这一数字超过了越战、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牺牲的人数总和）。HIV 感染率从 2000 年的每年每百万人中 104 个新发病例，下降到 2015 年的每百万人中 4 个新发病例，下降了25 倍。毒品的使用率没有发生明显改变，但在年轻人中，出现了较大的下降。
是不是说葡萄牙的经验一定能够用于世界各处呢？这不一定。毒品使用有很多复杂的社会背景，比如经济停滞，失业增加，犯罪率增加等。葡萄牙的经济从 2000 年开始出现起飞，人均GDP 从 1.1 万美元上升到 2010 年的 2.2 万美元，翻了一倍。这一成就和控制毒品使用可以说是互为因果的。
但葡萄牙的经验引起了越来越多国家的注意。学者们认为，将毒品使用者看作是健康问题，远比把他们看作是罪犯，对毒品的控制更有利。因为一旦把吸毒者审判入罪投入监狱，他们将进一步地陷入困境，被社会歧视和拒绝，反而加强了他们对毒品的依赖。另一方面，当吸毒是犯罪的这一观点在社会上流行之后，吸毒者将更难以寻求医学帮助。更糟糕的是，对于青少年来说，他们反叛的性格反而使得毒品看上去更有诱惑力。葡萄牙的经验显示，”吸毒是危险的犯罪“ 这个观念不如 ”吸毒是愚蠢的错误“ 更能有效地阻止青少年尝试毒品。
葡萄牙的另一个经验是，将给予警方的大量打击毒品的资源，转移到设立更多的针对毒品使用的医学门诊，方便更多的毒品使用者寻求帮助。事实证明，绝大多数毒品使用者在早期会有愧疚感和希望摆脱毒品的愿望，这个时候的医学干预效果是最好的。这就需要两个条件，第一，吸毒和持有少量毒品不能是一种犯罪，否则将阻止绝大多数人求医；第二，吸毒需要在社会观念中被认为是一种健康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否则吸毒者同样会羞于来寻求医生的帮助。自从葡萄牙将吸毒去罪化之后，寻求医学帮助的吸毒者从 1998 年到 2011 年，上升了 60%。
这种毒品使用的去罪化为葡萄牙不但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也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事实上，将用于暴力打击毒品犯罪的社会资源转移到医学帮助之后，总体的社会对抗毒品的资源消耗，下降了 20%。现在有更多的资源可以用来主动寻找那些吸毒者，给他们提供免费的干净针头和吸毒用品，提供心理辅导，进一步降低毒品使用率，这在葡萄牙，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2003 年，温哥华经过长期和联邦的谈判，最终被允许建立保护隐私和提供安全针头的毒品注射屋。这就是学习了欧洲国家的一些经验。温哥华在当时是北美第一个采取用这种措施控制毒品使用的城市。在控制 HIV 和 Hep C 上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之后，西雅图、旧金山、费城等都开始模仿温哥华建立或计划建立自己的毒品安全注射屋。这一次，温哥华人把争取毒品去罪化的申请看做是 2003 年运动的重演。BC 省政府虽然表示支持，但相对迟疑，而联邦政府则试图劝说温哥华不要将毒品去罪化，而只是加强为吸毒人员提供替代品。
五月底，温哥华已经向加拿大卫生部正式递交了申请和行动方案，一旦卫生部同意，联邦政府基本上没有理由阻止。要注意，这一提案在温哥华本地的民调中，显示有 65% 温哥华居民赞同这一提案。另外，从去年 8 月开始，加拿大公诉机构（Public Prosecution Service of Canada）也通知联邦检察官停止起诉单纯持有毒品但不对公众构成威胁的案件。
温哥华警察局对于毒品拥有本身，已经采取了很宽容的政策。2008 年，温哥华共有 476 人因拥有毒品被起诉，而 2019 年，只有仅仅 16 人。这导致两个后果，第一，政府节省了大量社会资源，这部分资源将被立法转移给针对吸毒者的医学帮助；第二，如果一个人没有犯罪记录的话，更有利于他们回归社会，这对他们的戒毒，是有帮助的。
对毒品的战争，会让人很自然地联想起美国 20-30 年代的禁酒令。这场以虔诚的基督教教徒引导的禁酒运动在美国导致了极为糟糕的后果。这场持续 13 年的运动，不但没有使得美国人戒除饮酒，反而增加了酒精相关的犯罪，同时还产生大量质量低劣的私酒，比如甲醇酒导致很多人失明。犯罪集团借助贩卖私酒获得巨大利益，黑社会在这一时期非常猖獗。同时造成大量公共资源的浪费。美国于1933 年正式推翻禁酒令。美国社会并没有因此堕落，相反，有组织的犯罪得到了控制。
也许我们应该认识到，基于我们正常的人性，如酒精和毒品这一类对人的精神产生作用的药物，并不会彻底灭绝，也不会完全地泛滥。我们应该采取的理性态度是看实际的效果，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来达到最大的控制毒品泛滥的效果，如何拯救更多人的生命和精神状态，这是我们的目标。
如果我们试过一条路走不通，为什么不试试另一条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