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3月22日早8点30分，郑爽与张恒抚养权纠纷案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县开庭审理。
澎湃新闻记者在线旁听了庭审。本次庭审由法官Karen Brody主持，庭审中，郑爽、张恒同时作为证人和当事人出席。就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代孕过程、两人关系及孩子状况、原告精神状态等相关细节，双方律师以及法官质询郑爽，张恒方律师质询张恒。本次庭审持续约8个小时。澎湃新闻查阅开庭公告获悉，当地时间4月6日，本案将再次开庭审理。按照流程，郑爽方律师以及法官将质询张恒。
在法庭调查环节，郑爽表示，在与孩子父亲张恒终止关系之前，她与张恒的计划是“小孩出生之后我们会让他回到中国，然后再由我们一起抚养”。张恒则表示，因为郑爽希望两个孩子生肖是猪，且是龙凤胎，所以他们赶在几乎同一时间做了两个代孕。不过，大约在2019年9月27日，郑爽与张恒的关系终止，这距离孩子2019年12月-2020年1月的预产期已经很近。
郑爽称，“2019年9月27日发生了一些让我比较震惊的事情”，之后，她对人工流产以及送养、领养、停止代孕等问题通过邮件进行了问询，“因为我当时很害怕。我发现可能张恒他有我不了解的一面，我不确定我们之间的关系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家庭”。她解释：“在张恒的允许下我看了他的手机，我发现里面有很多内容令我很伤心，让我怀疑他对我的感情以及他与其他女性的关系是怎样的。所以我就很无助，做了一些咨询，但我并没有做任何停止代孕或领养的决定。”
澎湃新闻记者从庭审中获悉，在孩子出生前，郑爽还是签署了法律文件PBO（Pre-Birth-Order），这样她与张恒任意一方都有权利在孩子出生后，将孩子从医院接出来。郑爽陈述，这一文件对她而言意味着“我将成为他们的母亲，张恒成为他们的父亲”。
郑爽表示，她有过重新申请PBO的想法，因为“我有考虑过想成为他们单独的父母，而不是一起分享。”但因预产期将近，她不能重新申请。
郑爽称，代孕机构大概每隔半个月到一个月发邮件告诉她代母的情况，她和张恒、代孕机构之间有共同的微信群，由张恒做主要的交流。
但在此后的庭审环节中，张恒表示，在代孕过程中，一开始郑爽是主要的联系人，她通过邮件和微信与代孕机构联系，“在我和她分手之后，我后来意识到她想要把孩子送去adoption department（收养机构），这是在我个人道德行为标准上不允许的，所以我开始和代孕机构和孕母进行联系。但在我们分手之前，80%以上的聊天是由郑爽和代孕机构以及孕母直接形成的。”
张恒还称：“后来她发现在美国大多数州的法律下，怀孕6个月的小孩不能被引产，她跟我说其实还有几个州可以做，我坚决反对。”
庭审透露，两名孩子最终平安出生，男孩于2019年12月19日出生，女孩于2020年1月4日出生。
当被法官问及为什么孩子出生时不在美国时，郑爽表示，这是因为自己不知道孩子出生了，随后又称是“我认为张恒会把孩子接回中国”。
当被律师问及为何在预产期不来美国，郑爽称，因为自己不能跟张恒一起出现，不能信任他，“在（2019年）10月8日，张恒对我父母、他父母之间的对话进行了录音，我很担心我一旦出现，他会立刻曝光关于我和我小孩子的一切信息。……我不想他们一出生就受到不必要的关注。”
郑爽表示，2019年12月她在中国，等待着张恒主动发信息，但孩子出生前后张恒也没有联系自己。
不过，面对律师质询，她承认自己在2019年12月微信屏蔽了张恒，但在2020年1月没有屏蔽。
她表示，2020年1月19日收到了张恒的信息，显示张恒在他们一起去过的一家上海超市里。“我问他你不是在美国吗，你是不是在骗我？”而张恒没有回复信息。
对此张恒称，孩子出生前后，他均通过共同微信群或父母试图联系郑爽。此前，郑爽已将他拉进了微信黑名单。2020年1月9日，郑爽发了几个句号给他，后又将他拉黑。
在质询环节，当张恒方律师提问“孩子出生前，你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不跟代孕机构联系”时，郑爽回答，“我习惯了他们主动联系我。”
郑爽表示，自己知道预产期，但代孕机构没有通知自己医院名称和地址。“很抱歉我没有主动去问，在2月份我才去问。”
郑爽回答：“是的，我当时还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出生了没有，还是出生的时候有任何的状况。”
郑爽还表示，2020年1月至6月，她不知道张恒的所在地，也不知道孩子在什么地方。
她在回答律师询问时说：“我在等待张恒回来，我想他一定会接走孩子的，我把想法都想到最善良的（情况），因为我相信他去接了孩子，他不会跟我抢孩子，因为孩子是我们需要爱护的，并不是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工具，所以我只能做的是耐心地等待他来找我。”
当年3月，她通过7个人的微信群主动联系代孕机构，询问孩子的情况。
到了7月24日，她收到邮件，知道了孩子的出生日期，以及现在他们在丹佛，还收到了一封让她放弃抚养他们权利的附件，这是张恒律师发来的律师函。
法官又问：“当你收到信函之后为什么没来科罗拉多州？”
郑爽回答：“因为我才知道我自己的孩子到底是在哪里，我第一次才知道他们的信息……我不认为我跟张恒之间能形成有效的沟通，我到了科罗拉多能找到我的孩子。”她称，收到律师函后，自己在7月申请法律援助，并于8月起诉张恒。
2020年11月，张恒寄送有关“父母亲时间(parenting time)”的材料给郑爽。律师质询，郑爽为何依然没有去美国？
她称，这是因为“我在等一个准确的、关于我是否能见到孩子的回复”。她还表示，因为影响成百上千的工作人员的生计，她必须对她的工作人员作出合理解释，“告诉他们我的时间到底是怎样安排的。”
张恒方律师询问：“代孕机构曾经说，你说你太忙了没空跟他们讲话、沟通有关孩子的事情。”郑爽表示：“我信任张恒可以跟代母取得很好的联系。”
关于孩子的护照事宜，郑爽承认，自己并未签署过任何可以让张恒替孩子申请护照的文件。
她称，自己结束隔离后进行了新冠病毒检测，然后租下了抚养小孩的公寓，租期一年。她在网上及商店里购买了婴幼儿用品，在公寓中布置了一些为孩子准备的安全设施。
2021年3月10日，郑爽在丹佛县的一个室外公园里见到了孩子，她还带了自己的朋友及育儿教练一起，这是“为了尽快建立双方的信任，把与孩子的关系建立得更好”。她表示跟孩子见面的过程“非常开心”。
郑爽说，“他（张恒）一直都在旁边看着我们的互动”。被引导性提问后，郑爽表示，她认为这对自己的“母亲时间”会有影响，“刚开始我见到孩子时，我觉得他们开始慢慢地去接受我，当父亲靠近时，他们会感到不安，或者是想要靠近父亲，他们很快就哭了，”郑爽说，“我发现小孩子会哭，育儿教练跟张恒交流之后让他远一些，然后我们才有了时间相处，后来妹妹在我的怀里睡着了。”
谈及自己的“母亲时间”，郑爽表示，“我虽然很激动，但我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尽量给他们更多的耐心”。
在之后的庭审环节里，张恒则表示郑爽与孩子的见面情况并不乐观。
“他们在陌生的环境会很害怕，”张恒表示，自己和孩子生活了一年多，很清楚他们的生活习性。郑爽带来了泡泡枪，但两个孩子即使看到泡泡枪还是一动都不敢动，正常的情况下他们会一边跳一边去吹泡泡。
张恒陈述，约定的探视时间是2个小时，他和母亲站在距离郑爽和孩子三四十米的位置。在探视进行到约20分钟时，两个孩子开始哭，“哥哥一边哭一边跑过来找我，我把哥哥交到育儿教练那里，妹妹也有哭，但是她因为害怕站着不动，我不确定她有没有看到我。”
张恒表示，其间，郑爽一个人走到了公园的角落，她的朋友和育儿教练分别照顾一个孩子。因为孩子哭得厉害，他和母亲被教练叫过去安抚小孩的情绪，安抚好后再还回去。之后，他和母亲退回了更远的、有遮挡物的地方。“妹妹坐在滑滑梯上面一动不动，”张恒称，没到2个小时，郑爽便先后把哥哥和妹妹交了回来。
澎湃新闻记者从庭审中获悉，法官询问郑爽诉求怎样的“母亲时间”，郑爽表示，她有一个详细的计划表。
郑爽希望，在刚开始的阶段，每周一、三、五，每次可以见孩子2-3小时。“如果在开始对方不信任我的话，我可以在短时间内每天见他们一个小时之内，但需要有育儿教练在场。”郑爽说，“熟悉起来之后，每次的3个小时延续到6个小时。然后带到我家里去过夜。这样慢慢一步一步来。”
郑爽认为，对孩子利益最好的是父母双方有经常性的接触，“因为孩子需要父母双方的爱”。当法官提问“你认为是不是应该适当地由父亲来监督你的母亲时间”时，郑爽则表示，“我不认为由他来监督我我会做得更好”。
关于监护“决策权”，郑爽认为，父母共同监护对孩子是最好的，“我希望为了孩子的成长，我们可以有共同监护孩子的权利。因为抚养是关于两个人的事情，不能一个人为他们做所有的决定。”
郑爽表示，同意让小孩得到护照，希望可以由双方互相信任的第三方来持有小孩的护照——因为现在小孩不合适太频繁的移动或立刻回国，其次是因为，她和张恒尚未做出对孩子来说最有效或最有保护性的抚养计划。
当法官提问“你是否愿意把孩子的需求置于你的需求之上？”郑爽回答：“我是小孩子的妈妈，我一定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法官又问：“你是否觉得孩子父亲，表现出了他把孩子的需求置于他的需求之上？”郑爽答：“我不认为，因为他让我小孩的信息在网上得到了曝光，得到了舆论媒体的议论。”
法官提问：“你愿意支持父亲对孩子的关系吗？”郑爽答：“我愿意相信他。”
郑爽表示，希望“尽快见到我的小孩子，尽快得到一些和他们见面的机会”。她说，“因为他们现在还不太会说话，我不希望错过他们第一次讲话的机会。”
在此后的庭审中，张恒表示孩子已经会说一些简单语言，会叫“奶奶”和“Daddy”。
张恒提交的证据显示，张恒对郑爽精神健康状况表示质疑。
郑爽认为，现在自己的状况稳定。然而张恒表示，对于孩子跟妈妈在一起的安全问题，“我有非常大的顾虑”。张恒在庭审中称，“我不能把小朋友交到会虐待动物的人手里去，她曾经有虐待小狗”。
张恒提交的证据显示，2021年1月21日，郑爽发信息告诉张恒，如果她去美国的话可能没有办法照顾自己，需要张恒去接她。
2021年1月23日，郑爽通过微信给张恒发送了疑似自己剪头发的照片，“很多很长的头发在地上”。“我不清楚她为什么这样做，”张恒称，“她接着说‘这个是我认错你的方式’、‘你可以了吗’、‘你要是还不好我可能真要出家了’……”此处，庭审静默了几秒钟。
而在之前的问询环节中，郑爽对此的解释是，“因为剪头发在中国有不同的寓意，它代表了一种更新，我想表达他对我的伤害我可以忘掉，然后重新开始。”
还有一则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郑爽发了一条重复了很多“张恒”的文字信息给张恒。
郑爽还曾发信息告诉张恒，自己有不稳定的人格状态，对此，郑爽称，这是因为“我想引起他的关注，想让他回复我的信息”。
张恒表示，在2018年和2019年，郑爽告诉过张恒及她的母亲她有抑郁症的事情，“她说她想要自杀，她不能消解那种感觉。”
张恒说，郑爽有两次说想要自杀，第一次是2018年，拍戏期间，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不睡也不开灯，也不拍戏，“最后她的父母打电话求我从英国（当时在出差）回来照顾她”。
第二次在2019年，郑爽网购了一种药，她说她吃了20颗就会死去，“我以为她是开玩笑，结果发现她把药带回家里，放在自己的枕头底下。然后有一天她准备吃那个药，正好我回来的时候发现了，然后我阻止了她。”张恒称自己有想办法让郑爽去看医生，但她不同意。
“她说过她没有什么耐心，所以希望小朋友生出来之后我能多带一带。”张恒称，无论在分手前后，郑爽都表达过这样的想法。
张恒在庭审中表示，愿意与郑爽共同决定关于孩子的重大的事情。他同时表示，孩子必须跟自己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