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中国金融40人论坛联合各组委会成员机构举办的第二届外滩金融峰在上海开幕，峰会主题为“危与机：新格局下的新金融与新经济”。
王岐山、易纲、周小川、马云等共话全球经济变局，信息量很大，一起来看看。
王岐山：中国金融不能走歪路、歧路、邪路
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在沪举办的2020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致辞称，要坚持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中国金融不能走投机赌博的歪路，不能走金融泡沫自我循环的歧路，不能走庞氏骗局的邪路。要坚守金融发展基本规律和金融从业基本戒律，紧贴企业生产经营，抓住市场新趋势、新机遇，支持经济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使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相互促进，健康发展。”王岐山表示。
下文为致辞原文：
各位嘉宾：
欢迎你们出席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肆虐全球，触动国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格局深刻调整，世界经济深度衰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盛行，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世界进入了一个动荡变革的时期。
也要看到，人类已经进入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各国利益紧密相连，命运休戚与共，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科学技术加速迭代，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动能。团结抗疫，共克时艰，合作共赢是全世界唯一正确的选择。我们要通过历史、文化和哲学的思考增强信心，以全面、辩证和长远的眼光认清大势，勇于创新，在危机中辨析新机，于变革中开拓新局。
各位嘉宾，中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前景向好，同时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也在上升。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我们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新发展格局重在顺应变化。近年来，中国经济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强劲。未来，中国经济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我们将坚持供给侧结构改革，继续扩大内需，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需求的有效性。不断提升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
新发展格局重在转变方式。要把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投资双驱动，从两头在外转向自主与开放兼容，消除要素流动障碍的阻滞，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更大范围把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扩大交易范围，推动分工深化，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财富创造。
新发展格局重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稳定发展预期、政策预期、制度预期，打造更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经济新体制，更加主动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各位嘉宾，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当前，全球金融经济环境变化剧烈，既要坚守底线，也要灵活应对风险挑战，勇于除旧立新。
要坚持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金融不能走投机赌博的歪路，不能走金融泡沫自我循环的歧路，不能走庞氏骗局的邪路。要坚守金融发展基本规律和金融从业基本戒律，紧贴企业生产经营，抓住市场新趋势、新机遇，支持经济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使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相互促进，健康发展。
要坚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金融业遵从的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三原则中，安全性永远排在第一位。要加强制度和能力建设，使中国金融企业经得起开放条件下市场竞争、经济周期变化、外部冲击考验。要标本兼治，用经济发展的增量削减风险，用规范的方式应对风险。在市场化、法治化的基础上，有序处置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要坚持金融创新与加强监管并重。近年来金融新技术广泛应用，新业态层出不穷，在提高效率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得金融风险不断放大。
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要在鼓励金融创新，激发市场活力，扩大金融开放与金融监管能力之间寻求平衡。要加强基础性、制度性建设， 提升队伍素质，强化监管手段，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使金融业更好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最后，预祝本届峰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
易纲：推动金融业开放应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会上，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围绕金融业对外开放发表了演讲。易纲指出，尽管我国金融业的开放步伐很快，但在外资机构的准入和展业限制解除后，仍面临不少的操作性问题，因此要全面实施主权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此外，他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要坚持市场主导，监管部门要减少对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限制。新形势下，可以在坚持市场主导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对本币使用的支持体系，为市场作用的发挥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易纲表示，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仅要便利商品和要素的流动，还要推动规则制度型开放，增强制度的竞争力，从而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也有利于全球经济。
他强调，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金融业开放不仅引入了机构业务、产品，增加了金融要素的供给，还促进了制度和规则的完善，促进了金融制度的供给，有利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能力，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回顾近两年来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成效，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彻底取消了银行、证券、基金、期货、人身险领域外资股比限制，外资金融机构积极扩大在华布局。2018年以来，新增外资控股的证券公司有8家，外资控股的基金管理公司增加了两家，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增加了20家，标普、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已经进入了中国市场。
二是不断扩大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比如，不再对外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单独设限，实现内外资一致，允许外资银行经市场化评估后，获得债券投资工具的主承销资质，允许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获得基金托管资质等。
三是持续提高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程度。易纲指出，今年前9个月，外资累计增持中国银行间市场的债券7000多亿元。近期，富时罗素宣布将中国的国债纳入其世界国债指数。
易纲表示，应当看到金融业开放是互惠互利的，金融业是竞争性的服务行业，开放竞争有助于中国自身金融业的发展和效率的提升，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也能更好地分享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红利，实现互利共赢。
当前金融对外开放正在持续深化，在易纲看来，持续推动金融业开放，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金融展业环境。具体而言：
一是全面实施主权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开放理念和模式的转变。易纲表示：“尽管我国金融业的开放步伐很快，但我们在同外资金融机构、境外央行沟通中也注意到，外资在机构准入和展业限制解除后，仍需申请诸多许可，面临不少的操作性问题，对金融业的开放诉求依然比较多，这表明金融业向负面清单管理的转变，还有不少工作要做。负面清单与金融业持牌经营并不矛盾，在负面清单的模式下，金融业的准入和展业也必须满足资质的要求，持牌经营。负面清单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也不矛盾，在负面清单的模式下，监管部门可将更多的资源从准入管理转向事中事后监管，实现监管效能的提升。”
二是统筹推进金融服务业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更好地发挥汇率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中的“自动稳定器”作用。人民币国际化要坚持市场主导，监管部门要减少对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限制。新形势下，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在坚持市场主导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对本币使用的支持体系，为市场作用的发挥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三是在加快开放的同时防范金融风险，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建好各类“防火墙”，提高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能力，使监管能力和开放的水平相适应。
易纲表示，在新的形势下，会针对当前的不足，对标高水平开放的要求，推动金融业开放取得新的更大的进步，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周小川：“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 中国积极发起G20“缓债计划”
峰会上，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发表演讲称，“一带一路”并非如同个别西方国家所说是中国所设的“债务陷阱”，相反，在新冠疫情加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本付息负担的时期，中国是积极发起和参与G20的“缓债计划”的国家之一。
周小川指出，确实新冠疫情加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本付息的负担。另外疫情之后的复苏不仅仅是取决于发达国家，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量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能不能成功克服疫情实现复苏。
“如果在这一期间，一些低收入国家因为还债，挤占了大量的财政资源，就会减少他们在疫情防控方面的拨款或者是这方面的能力。在疫情以后也会影响到他们未来发展的融资能力，（融资能力）将会变弱。再有是债权人方面，如果发生债务违约或者是显著地进行债务重组，包括像AIIB（亚投行）这样的机构，其财务健康性受到损害，会影响到未来的融资能力、评级、服务“一带一路”的能力，这个长远影响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周小川称。
他提到，最近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中，中国积极发起和参与G20的“缓债计划”，但是疫情比较复杂，疫情过后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还是需要研究的，并不意味着当前的缓债，就一定是疫情后的债务重组，就一定是减债和消债。此外，需要区别哪些是疫情导致的债务困难，其实疫情新增加的债务负担总体来说数量并不多，有很多高杠杆债务实际上都是在疫情发生前形成了的。因此，还要注意不要出现道德风险，所以说是很难找到统一的办法，还是需要根据各个国家债务情况来寻找不同的解决办法。
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视疫情后未来能力的建设，特别是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未来生产能力的建设。有些国家不愿意轻易违约或者申请债务重组，因为他们考虑的是自己未来的信誉，未来在国际市场、在“一带一路”合作中所处的地位，他们希望未来有更多能力。与此同时，未来的发展道路肯定是大量依靠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依靠多边主义，当前的一些政策选择既是关键，同时也不能顾前不顾后。
至于一些对立面的说法，周小川称：“这些说法的对立面是有些人试图借这个机会推卸过去自己的责任，把问题都说成是别人搞的陷阱，唱高调，或是自己主张请客，并且让过去的东西就算了，拉倒了。但是请客他又说我自己不出钱，你们去出钱，所以出现了有这样的现象。”
“我们不是授人以鱼，而是授人以渔。这是非常重要的。当前有一些议论，强调给发展中国家送点礼或者是减点债什么的，这很有点像是给好处，但是更关键的是应该如何促进他们将宏观经济搞好，能够将基础设施搞上去，将生产能力搞上去，为未来长远发展奠定道路。”周小川说。
除了“一带一路”债务问题，周小川还十分关注储蓄率问题。
他回顾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是伯南克，他从储蓄的角度看次贷危机的原因，认为亚洲，特别是中国过剩的储蓄涌到美国，导致了次贷危机。这里面也涉及到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作用，多余的货币就容易找避风港流入美国，这是一种说法。当时在讨论中周小川回应，这个现象是存在的，但是其主要的原因和亚洲金融风波有关系，也就是1997、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风波中，不少发达国家的对冲基金冲进亚洲市场，亚洲国家受到冲击好不容易恢复了，他们是有扩大出口和增加储蓄等动机的，这些储蓄的增加在随后就变成了“一带一路”债权融资的主力军。
他举出数据称，中国在亚洲金融风波前，GDP的储蓄率是在35%左右，但是亚洲金融风波以后就开始迅速提高，提高到最高时也正好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那时候达到了51.8%。但是随后我们也有扩大内需的政策，最近习主席强调了“双循环”，特别是内循环的作用。在这一系列的政策之下，2019年年末，中国的储蓄率占GDP中的比重降到了44.6%，目前看来还会进一步地下降。
他坦言，疫情对于储蓄率的影响，目前还看不太清，因为它既有增加储蓄的方面（作用），同时也有减少储蓄的方面（作用），这还要进行密切地观察。全球的平均储蓄率在过去10年、20年中，平均是26.5%，所以中国是大大高于这一水平。同时东亚有一些国家也都是明显高于这一平均水平，而低于（这一水平）的主要是美国，美国就是一位数。从储蓄的角度看融资能力和资金配置是一个重要地角度，也是对于那些阴谋论的反驳，否则大家会说中国人均GDP不高，还拿那么多钱搞“一带一路”，是不是确实有什么阴谋上的考虑。
“现在的情况就是东亚（包括中国），目前是债权融资的主力。大家知道过去主权融资的主力是在巴黎俱乐部，目前东亚（包括中国）已经超过了巴黎俱乐部主权债的总额。其实，中国这些投资除了去‘一带一路’以后，也有相当大地数量是投在美国、北美和欧洲，但是当前局势的变化，他们对中国议论很多，也有很多不友好的政策，保护主义的政策。”周小川提到，但是再往远看，中国的储蓄率还会进一步地变化，就是在“双循环”特别是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战略情况恰，内循环将会更加畅通。同时年轻一代的储蓄率在明显下调，这里面有好的方面，有助于扩大内需；也有令人担心的方面，就是一些年轻人过多地靠借债过度消费、奢侈消费，将来是不是好事也不完全知道，但是总的来说储蓄率会进一步地调整。所以未来，“一带一路”的融资格局会与此相关。
马云：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融资定价在美国市场之外
峰会上，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也奉献了一场演讲。他直言当下“今天是这个不许那个不许的文件太多，政策太少。最怕监管到后来，变成了自己没有风险，自己部门没有风险，但是整个经济有不发展的风险。”
他表示，P2P根本不是互联网金融，但今天不能因为P2P把整个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创新给否定了。
“中国怎么可能在几年内出现几千家互联网金融公司？我们是不是应该检查一下是什么原因诞生的。”马云说，好的创新不怕监管，但是怕昨天的方式去监管，我们不能用管理火车站的办法来管机场，不能用昨天的办法来管未来。”
在演讲中，他反复谈及“面向未来”：“我们常说要和国际接轨，今天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怎么和未来接轨。世界期待一个真正为未来而思考的全新的金融体系，这种真正的创新一定会付出代价，我们这代人必须为未来担当！”
在马云的观察中，与金融体系已经运转几十年的欧洲完全不同，中国当下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而是仍缺乏健康金融系统的风险。欧洲需要巴塞尔协议去解决金融系统过度复杂、老化的“老年病”，但中国的金融业和其他刚成长起来的发展中国家一样，还是青春少年，还没有成熟的生态体系，没有完完全全的流动起来。大银行是大江大河和血液的主动脉，但还需要湖泊、需要水塘，需要小溪小河。
而要建立生态系统，就必须坚持创新，真正的创新，一定会犯错误，问题不是怎么样不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之后能不能完善修正坚持创新。
马云还就金融业的抵押、担保模式发表观点。他表示，有的企业家把资产全抵押出去，压力很大，动作就会变形。还有一些人肆无忌惮地贷款，不断加杠杆，负债搞得越来越大。银行喜欢给好企业、给不需要钱的企业贷款，结果让很多好企业变成了坏企业，形成多元化投资，甚至把钱转出去做一些完全不符合自己需要的事情。
而评价这个体系的唯一标准是普惠，绿色，可持续，背后是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前沿技术是否起决定性作用。他以P2P为例，指出“P2P是一批打着互联网金融幌子，拿着合法牌照的骗子。”他说，只有专家和学者结合起来，只有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去创新，解决今天和明天的问题，我们需要来自实践的理论，不是来自办公室理论的实践。
7年前，马云曾经预言，未来30年，技术驱动的互联网金融有很大机会，今天他再度预测，如果用未来的眼光打造30年后世界所需的新金融体系，数字货币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核心，“我们应该问自己，数字货币到底要解决未来的什么实际问题？这个数字货币不是从历史上去找，不是从监管角度去找，不是从研究机构去找，而是从市场去找，从需求去找，从未来去找。这件事事关重大。”
“我们这一代人做这个改革，结果可能是下一代才能看到，我们可能就是负重前行的一代人，但这是历史给我们的机遇，也是给我们的责任。”马云说。
目前正是蚂蚁金服上市的关键时刻，马云透露，昨晚（10月23日）在上海确定了蚂蚁金服的上市定价。如此大规模IPO的定价首次在纽约之外的地方完成价，是历史第一次，在5年前甚至3年前想都不敢想。
每日经济新闻综合每经APP（记者 宋戈 肖世清）、
证券时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