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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儒敏:中国大学的五种“重病

2017-1-17 12:16|加拿大乐活网 Lahoo.ca |来自: 中国好学者

乐活按语:从多数大学目前的情况看,前进中出现了新的问题,甚至是“重病”,概括为“五病”。
文 | 温儒敏

更严重的是许多大学书记和校长职责分不清,说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可是“两个一把手”,党政不分,谁最终负责?往往就是谁强势谁就真正“一把手”,弄不好还彼此矛盾争斗,影响工作。这个问题好像很难解决,但总要想想办法,有所改进。官本位造成人身依附,造成知识分子丧失独立的思想和判断,失去头脑,失去灵魂。传统宗法制度和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网的劣根滋长,腐蚀了近代以来形成的中国大学精神。

这十多年来,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学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更多年轻人有机会上大学,这是巨大的成就。但是,从多数大学目前的情况看,前进中也出现新的问题,甚至是“重病”,我把它概括为“五病”。

“一病”:市场化

这种趋向日益严重,对大学教育产生致命的伤害。原因是教育投入仍然严重不足,教育资源分配越来越不均。每年两会都有代表提案,要求加大对教育投入。这些年基础教育的投入的确增加了,但高等教育欠账很多。这是关键问题。国家投入不够,学校要自己去赚钱,不少大学只好不断扩招,靠获取学费来维持运行。还有就是“创收”(这个词对于学校来说很不好),办各种班,赚了一些钱,可是风气坏了,人心野了,老师哪有心思教学?现在学校的商业气氛越来越浓,越来越世俗、庸俗。

进北大校园看看,太热闹了,到处都是广告横幅,什么班都可以进来办,而且很多都是老板班、赚钱班。谁有钱都可以在北大找到讲台。结果弄得大学生刚进来就心急火燎,急于找各种赚钱门道。什么时候能让北大重新找回“博雅”的气氛呢?

再说老师的心态也受到影响。我们许多教授往往身兼数职,有的很少时间真正放在教学上、放在学生的学习上。中国有这么多好的年轻人,为什么培养不了?现在名教授都不教本科。为什么?全部为自己的利益去了,所以大学生的程度比以前明显降低。师资外流现象非常严重,更严重的是败坏了校风。北大有些院系教师的收入非常高,甚至可能比某些基础学科教师的收入高出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容许一部分老师“先富起来”,多拿一些钱也无可厚非。问题是不能没有管理,否则有些教授可能就是为钱上课,而且造成校内贫富不均,两极严重分化,学校成了市场,人心搞得很势利,既不利于校风建设,也不利于学科建设。

“二病”:“项目化生存”

所谓“项目化生存”,是对那种没完没了争做各种项目的描述,特别是那些很可能只是泡沫、没有多少学术价值的项目,不断对付着做,实在浪费人生,浪费资源。为什么要这样?年轻的老师不申请项目是不可能的,因为现有学术生产管理体制有这种量化要求,特别是理科与工科的研究,往往就是通过项目来实行的。还有,就是追逐利益,项目都有钱,有些老师其实就是奔着钱去申请项目的。这其实也是市场化的弊病。

现在学术腐败严重,假成果、假学问遍地都是,学术会议、成果鉴定、资格审查、项目审批过程普遍玩手段走过场,吃喝、游玩、送礼、拉关系、作交易反倒成了实质内容。现在很多人当上教授就整天过“项目化”生活了,很少给本科上课,是不正常的。我近30年几乎每隔一年就要给本科生上课,上个学期还给一年级上基础课。这学期来山东大学,学校很照顾我,不给我什么限制,可是我自己觉得既然当老师,上课是基本的工作,这学期就给文学院的本科生上课。本是份内的普通的事情,没想到此间报纸还当做新闻专门报道。可见现在“项目化生存”多么严重。

现在社会以实用技能为标准收罗人才,舆论更被市场的泡沫所左右。人们为谋生而学习,没有内在的事业冲动,上大学无非是毕业后好在人才市场上找到买主,卖个好价钱。这种短视的观念严重挖空大学文化的基石,腐蚀现代精英的人格品质。

“三病”:平面化

大学越来越失去个性特色,就是平面化、均质化了。原因之一是都搞大而全,都在升格。大学合并本来也有好处,对50年代以来形成的分工狭窄、体制封闭、低水平重复、小而全的高校办学模式,尤其对打破多年的利益集团化、沼泽化有好处,利于“清淤消肿”。但许多大学合并,就是贪大求全,原有一些传统特点就丢失。

吉林大学几乎把长春的主要几个大学全都合并了,规模之大,令人感叹:不是吉林大学在长春,而是长春在吉大了。于是吉大自己原有水平也扯平了,特色淡化了。武汉原来有个水利学院、还有个测绘学院,都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上中学时就知道,现在合并到武汉大学了,融合一块了,文章发表的指标上去了,可是特色也不见了。北大幸亏没有和清华合并。大学办学个性与特色的丢失,是个大问题,现在都“平面化”了。

“四病”:官场化

现在是按照官场那一套给学校管理人员套行政级别,学校也有所谓副部级、正厅级等等之分,动机也未必是坏的,可能是为了帮助学校争取资源吧。但后果很不好,助长学校的官本位风气。政府部门有些上不去的官员,就去大学做校长书记,还不是促使学校越来越官本位?院系一级的党委书记有的也高度职业化,都是外派的,不懂业务,就很难进入状态(这方面北大好一些,院系一级党政领导几乎全都是本院系的老师,不当这个“领导”了,就回去当老师)。

现在大学官场化,谁当领导谁就得到更多资源,以致有的教授也争着去当处长,有点可悲。不是处长不重要,是这种风气不适合学校。管理对于学校教学科研的运行不可或缺,非常重要,但管理不等于领导,而是服务教学科研(不是服务教师)。管理做好了应当很有成就感,但管理不应当是当官。

我到过一些学校,看到有些院系支部书记的权力都很大,可以支配院长、系主任,一级一级官阶很鲜明,在各种场合会看到人们互称官衔,就好象在政府机关里面一样。我当中文系主任多年,系里很少称呼我“温主任”的,那样称呼会让我不舒服。许多大学的官本位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只要有一官半职,地位就比教授、老师、学生要高,甚至动辄可以决定他们的命运。在这样一个体制下面,怎么可能会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

更严重的是许多大学书记和校长职责分不清,说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可是“两个一把手”,党政不分,谁最终负责?往往就是谁强势谁就真正“一把手”,弄不好还彼此矛盾争斗,影响工作。这个问题好像很难解决,但总要想想办法,有所改进。官本位造成人身依附,造成知识分子丧失独立的思想和判断,失去头脑,失去灵魂。传统宗法制度和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网的劣根滋长,腐蚀了近代以来形成的中国大学精神。

“五病”:“多动症”

过去搞运动,反复折腾,是“多动”。现在也“多动”,是不断改革、创新,不断搞什么“战略”、“工程”之类,名堂、花样让人目不暇接。意图可能是好的,可是效果值得怀疑。

教育有滞后性,不能老是变动。有些试验要跟踪多年才能下结论。比如北大搞实验班,搞了几轮,搞不下去了,也没有总结,我称之为“无疾而终”。接着又搞“元培学院”,也是着急出经验,弄到现在全国都在摹仿。北大本科教育还是比较成功的吧,为什么要大动干戈?即使试验,也要有个过程,有跟踪。我们都有点沉不住气,老想改革,就是不愿意下功夫。比如我们大学教师到底在本科教育上面下了多少力气,这才是大问题。

上级主管部门往往为了显示政绩,搞“教育的GDP”,所以“多动”。但学校应当有自己主心骨,尽量抑制“多动”。我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9年,全国大学的中文系几乎全都“升级”为学院了,我说不必去跟风,即使要变学院,那也等全国的中文系都“升级”完了我们再升格吧。现在全都“升级”了,这里还是岿然不动。我不当系主任了,以后北大中文系是否升级为文学院,也就不可预料了。我们大可不必在“名堂”上下功夫。

针对“多动”,我们这些年提倡“守正创新”,在比较艰难的条件下,教学科研以及课程建设还是维持在较好的水平。这也得益于北大的宽容,校方没有逼着我们“多动”。在许多情况下,改良比改革更切实。办教育和办工厂不一样,教育需要积累,不宜变动太过频繁。我们把“守正”放在“创新”前面,是想说明继承优良学术传统的重要性,基础性,不赞成浮躁的教育“大跃进”。我们能做的不过是要坚守最基本的人文道德精神,并且将之付诸于积极的建设。

学者简介:

温儒敏,1946年生,籍贯广东紫金。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2011年9月受聘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2012年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本文为作者2011年年末在青岛大学所作的题为《大学传统与大学文化》的学术报告的讲稿

来源:温儒敏的新浪博客;中国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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