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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歧视亚裔学生案一锤难定!亚裔就该为所谓的弱势群体“让渡”权利?

2018-11-6 17:31|加拿大乐活网 Lahoo.ca |原作者: 蓑笠翁

乐活按语:哈佛毕竟不是一天建成的,就像优秀的亚裔美国学生不是一天炼成的一样。
视觉加拿大-温哥华专业视频工作室
2018年11月2日,一起针对哈佛歧视美国亚裔学生的诉讼案,在美国波士顿联邦地方法院开庭审理。这起诉讼案,自10月15日正式开庭以来,历经3周。在这3周的审判中,原告“公平录取学生”(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组织和被告哈佛大学的律师分别做了陈述。

原告指控哈佛大学对其录取的亚裔美国学生数量设定了限制性配额,利用“个人”评级区别对待,涉嫌种族歧视;而哈佛大学则辩驳其招生过程中从未存在任何歧视。

“公平录取学生”组织以《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为法理依据控告哈佛,其诉讼的核心是:以哈佛为代表的顶级私校是否对亚裔学生施行事实上的种族歧视,相对于其他族裔而言,哈佛在其录取过程中是否“从严对待”亚裔学生。

在开庭审理前夕,双方的支持者在波士顿,以及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哈佛的校园里举行了针锋相对的集会。

在这看不见的硝烟背后,有多少忧心忡忡的中国人关注着这场官司的成败。

一大批中国精英们希望自己的子女长大后,能够挤进美国的常春藤盟校,梦寐以求的哈佛大学,无疑是国人眼中最炫目的“美国梦”。

孰不知,在美国本土,又有多少亚裔美国人优秀成长,历尽艰辛,却最终梦断哈佛。他们的身后,承载着一个个不堪回首的往事。

故事的源头,是从6年前开始的

对于很多才华横溢的华人学生来说,进入哈佛堪比登天,不到5%的录取率,让多少雄心勃勃的家长和满分学生功败垂成!

哈佛大学标榜的亚裔学生录取总占比约为22%,但是这个数字的背后,却是出于一种“种族平衡”,亚裔美国学生申请者的录取比例基本上低于他们应得的比例。

这场诉讼源起于四年前。但是,故事的最终源头,是从6年前开始的。

2012年,来自旧金山湾区詹姆斯·洛根高中(James Logan High School)的大四学生迈克·王(Michael Wang)自信地认为,为了进入梦寐以求的学校之一:哈佛(Harvard)、耶鲁(Yale)、斯坦福(Stanford)和普林斯顿(Princeton),他已经做出了足够的努力。

他的平均绩点为4.67,已经远超优秀学生的学分绩点,同时他在ACT和SAT的考试中均名列前茅。但迈克·王,并不是一个“书呆子”——他不仅是学校演讲辩论队的一名出色成员,还是学校数学俱乐部的联合创始人;他还会弹钢琴,并且在旧金山歌剧院的唱诗班进行过演唱,甚至还在奥巴马首次就职典礼上参加过表演。

2013年春天,雄心满满的迈克·王遇到了滑铁卢,除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以外,其他所有的常春藤盟校都将其拒之门外,这让他一时间感到匪夷所思。但他进了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候补名单,虽然这两所学校最终还是拒绝了他。

从小就比常人优秀的迈克·王,面对现实,茫然不解:那些资历远不如他的同学,怎么一个个地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常春藤?难道因为他们是西班牙裔或者非裔美国人?他反思录取的过程,难道因为他是亚洲人?

在迈克·王还是一名孩童时起,父母就告诉他,若想上哈佛这样的名校,就必须对自己狠,要比其他亚洲学生更努力、更拼命。

但是,迈克·王的所有努力,最终并没有让他进入哈佛的学习轨道。

事实是,一些家庭是亚裔和白人混血儿的学生,他们在申请表上自称是“白人”,以不让自己与其他成绩优异的亚裔学生混在一起。这些所谓的“白人”,择选了“差异优势”,以让自己在录取过程中背水一战,最后胜出。

亚裔学生往往在学业成绩上表现优秀,但是种族的优越感很多时候看上去比成绩更为重要。在这方面,亚裔学生天然地不具备优势。因为,类如哈佛大学这般的常春藤盟校,对亚裔学生的刻板印象早已先入为主:知识渊博,学习成绩好,但表现单一。

《普林斯顿评论》曾经公开鼓励在美国的亚裔学生“尝试隐藏自己的亚裔文化身份”。在旧金山湾区,还有一些咨询公司,比如“亚洲优势”(Asian Advantage)等,他们帮助学生制定课外活动策略,比如少弹钢琴、不提打网球,因为会弹钢琴、擅打网球等已不能成为超越于常人的竞争优势。

另有一些公司,比如纽约的“常春藤教练”(Ivy Coach),让学生在申请材料里,“不要表现得那么的亚洲化”。

2013年6月,迈克·王开始拿起法律武器为自己和公平而战。

他向美国教育部民权办公室(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 Office for Civil Rights)投诉了耶鲁大学(Yale)、斯坦福大学(Stanford)和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当年,他没有投诉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是因为他当时还在这两所学校的候补名单上。

起初,他投诉,实是希望自己能最终“收获利益”,比如被他更钟情的大学录取,但是这些常春藤盟校不可能重新考虑一个试图通过起诉而进入该校的申请人。

但迈克·王认为,支撑自己这样做的另一个重要动因,是事件本身涉及“公平与否的问题”,并认为通过自己现身说法,也许可以在未来帮助更多像他一样遭遇的美国亚裔学生。

最终,美国民权办公室(Office for Civil Rights)并没有对迈克·王的投诉予以判决。

2013年,失意的迈克·王最终进入了威廉姆斯学院学习。

谷底中的希望

在败走哈佛等名校之后,迈克·王开始研究亚裔美国人的历史和大学录取的情况,他最终读到了爱德华·布卢姆(Edward Blum)的文章。布卢姆在其文章中指出了民权法的漏洞,并为捍卫公平正义而曾在法庭上据理力争,这让迈克·王看到了希望!

迈克·王找到了布卢姆。当时,布卢姆正领导着一个名为“公平代表项目”(Project on Fair Representation)的非营利组织,并与阿比盖尔·费舍尔(Abigail Fisher)合作。费舍尔是一名白人学生,曾在2008年被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拒之门外。

费舍尔认为,这所大学的招生官员在选择学生申请者时,考虑了种族和家庭背景等因素。最终,费舍尔起诉了这所大学,声称学校的行为违宪。布卢姆则帮助费舍尔组建了法律团队,并为这场官司支付了费用。

但最高法院在2016年做出裁决,费舍尔败诉。

一种观点认为,一些常春藤盟校的招生官员在评估亚裔美国人申请者时,习惯于老调重弹——“哦,典型的亚洲学生,想成为一名医生!但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样的论调,在常春藤盟校中并不鲜见,亚裔学生显然已被贴上了标签。

迈克·王的遭遇一直鲜有人知晓。但是,2014年7月,迈克·王在《圣何塞水星报》(San Jose Mercury News)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描述了作为亚裔美国人的遭遇,表达了在招生录取中他被不公平对待的“愤怒”。

当年,迈克·王的文章和他的遭遇被中文移民报纸和社交媒体广泛报道,从而吸引了一批和迈克·王一样遭遇的亚裔美国学生。他们最终与布卢姆结成了联盟。

2014年11月,布卢姆针对哈佛大学的不公平录取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论点,提出了《平权法案》——原本旨在帮助亚裔美国人等少数族裔的公平机制,实际上却成为被用来伤害亚裔学生的“利器”。

为了提起诉讼,布卢姆创立了“公平录取学生”(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组织,这是一个模仿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u.)和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会员组织。该组织代表其成员起诉了哈佛,其中一些学生的故事与迈克·王的经历极为类似。

“公平录取学生”组织声称,哈佛一直试图策划每一个新生班级的种族分裂。在标准化测试、成绩和课外活动方面,亚裔美国申请人往往表现出色,但在更为主观的“个人”评级中,哈佛却给亚裔美国学生极低的分数。所指的“个人”评级,包括学生的入学申请论文、推荐信和校友面试的所有内容。

但是,哈佛大学却坚持认为,它的审核过程是一个“完整的个人审查”,在这个过程中,申请者不会被简化为一种单一的因素,无论是学术成就还是他们的种族和民族认同。

哈佛大学发言人瑞秋·戴恩(Rachael Dane)对此表示,“我们不会歧视任何群体的申请者。我不用‘平衡’这个词,因为我们不平衡。”

布卢姆在向法庭提交了对哈佛大学的诉讼申请后,广泛活跃于亚裔美国人社区,他常被邀请参加各种活动并发表演讲。

但是,亚洲律师协会(Asian Law Caucus)的律师高温妮(Winifred Kao)说,布鲁姆“无论如何都不是亚裔美国人的捍卫者”。相反,他是在“把亚裔美国人当作一个工具(wedge)来使用”。

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代表了亚裔美国学生利益的布卢姆,如果其诉讼获得成功,其影响必将加载美国教育的史册。因为它涉及更为广泛的公平性,将对《平权法案》的最终完善起到历史性的促进作用。

《平权法案》的前世今生

纵观美国历史,《平权法案》从未被充分界定。

历史学家常常将这一概念追溯至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时代的“新政”(New Deal)条款,即无论“种族、肤色和信仰”如何,都保障平等的就业机会。

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35年的美国《国家劳动关系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中。该法案允许工人成立工会,而无需担心遭到报复。被发现歧视雇员的雇主被要求重新雇佣,可以通过”平权行动“进行补偿。

此后,罗斯福政府的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Harold Ickes)又建立了“配额制度”,以确保公共工程管理项目雇佣固定比例的非裔美国人,但当时许多地方官员却拒绝服从。

在上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在美国,还有一场广泛的、自上而下的运动,旨在建立一个公平的就业机制,并将军队和公立学校等机构整合在一起。但政府第一次将这个词与种族相关联,是在1961年3月。当时,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签署了10925行政命令,即《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

该命令决定建立总统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President's Committee on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消除政府内部以及相关企业中的就业歧视,并要求与政府签订合同的承包商应采取“肯定性行动”,保证求职者的录用与雇佣的晋升不涉及种族、信仰、肤色或民族血统。

1964年,美国国会又通过《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规范了美国境内不得采取种族隔离政策,也规定对黑人、少数民族与妇女的歧视性作为属于非法。

它结束了美国自建国以来长期存在于学校、工作场所及公共空间的黑白种族隔离政策,被认为是人权进步的里程碑。

“总统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在1964年民权法案出台后,改成“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EEOC)。

但是,如今,在美国顶尖大学的录取过程中,亚洲人被认为受到了歧视,非洲裔和西班牙裔则成了《平权法案》的主要受益者。

不公平现象,依旧在持续

在近一个世纪以前,哈佛大学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犹太人太多。哈佛校长阿伯特·劳伦斯·洛厄尔曾为犹太裔设定了录取的上限:15%。当哈佛的教职工反对这一提议时,校长洛厄尔通过操纵录取过程,达到了同样的效果。

今天,这种不公正现象,正在针对亚裔美国人。

据CNN报道,哈佛大学每年收到约4万份学生申请,最终录取的新生人数约为1600人。而近年来,亚裔美国学生的比例一直在上升,至2022年新入学的亚裔美国人将占23%。非裔美国人约占15%,拉丁美洲裔约占12%,而以白人学生为主的学生占50%。

另外,每年直升哈佛的,还包括哈佛传统上一直备受青睐的申请者群体:运动员、校友子女、教职员工或上了院长名单上的人。

10月5日,哈佛大学新任校长劳伦斯·巴科在哈佛校园发表就职演讲。他讲道:“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我们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人才的分布是扁平的。但遗憾的是,机会并不是。”

“如果我们只从社会的一小部分中吸收人才,我们将无法实现卓越,所以我们的大学必须代表着机会”。

只是这“机会”,对于更多优秀的亚裔美国学生来说,可望而不可及。

在美国的主流社会看来,聪明、有钱、勤奋的华裔需要被区分,为弱势群体“让渡”权利。由此看来,在美华裔因是少数族裔而被“主流社会”歧视,又因为“模范族裔”的身份被少数族裔“逆向歧视”。在“平权”的美国社会里,尴尬的地位让华裔难以确保自己所应该享受的福利。

哈佛新任校长巴科在10月5日当天的就职演讲中这样强调:“哈佛不能单枪匹马让‘美国梦’成为现实。”

但如今,有多少亚裔学生的哈佛梦不能成为现实,他们想成为哈佛设定限额的亚裔学生23%中的一员,但这依然是一道窄小的独木桥。

哈佛毕竟不是一天建成的,就像优秀的亚裔美国学生不是一天炼成的一样。

这场官司的原被告双方在11月2日的法庭审判中均表示,将把这场官司打至美国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2019年见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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