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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战争早已不是文学禁区

2018-1-12 10:26|加拿大乐活网 Lahoo.ca |原作者: 萧元恺|来自: 高度生活周刊

乐活按语:高度生活周刊2018年01月12日第137期
                       高度周刊原创稿件,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时下世人都在谈论《芳华》,包括严歌苓的小说和冯小刚的电影。评论或弹或赞,或讥或捧,各抒己见,莫衷一是。我无意加入这股“大合唱”,也无心凑这个热闹,没看过严歌苓的小说,就没有发言权;而对所谓“冯氏幽默”一向保持距离,主要是难以定位,他的影片与王朔小说一样,远非正宗京味文学,这应是另一篇文章的话题了。

今次只想借题发挥,谈谈文学作品中的中越战争,即官方所称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缘起于《芳华》有这场战争的描述,不少评议称《芳华》是对中越战争禁区突破。其实在文学方面,中越战争早已不是什么禁区了,更谈不上突破,从早期此类作品看,《芳华》并无创意,甚至在某些情节和细节上,能找出雷同之处。

《芳华》对越战描写较隐晦,篇幅并不多,是作为主人公的人生副线。刘峰是文工团活雷锋,是战场上奋不顾身的英雄,也是被组织遗忘、被老婆抛弃和被城管驱逐的人。越战中刘峰是战士,断了手臂;何小萍是护士,因战争和生活造成刺激,精神抑郁。这两个不被集体接纳的人,透过残酷青春,表达无奈的感怀,最终温暖了彼此余生。

其实在30多年前,李存葆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已直面对越自卫反击战,也透过战争前后个人命运变化来书写人性沧桑,并在青春之外,融入群体记忆和历史反思。


多年以前《高山下的花环》就直面对越自卫反击战,透过战争前后个人命运变化书写人性沧桑。

《高山下的花环》中也有文工团影子,这点不知是否给予了严歌苓什么启发。在《高山下的花环》开篇,济南军区歌舞团创作员李干事来到云南哀牢山步兵团三营,采访营指导员赵蒙生。而赵蒙生原在军政治部宣传处当摄影干事,上前线是为了“曲线调动”,他母亲吴爽从革命者变成长袖善舞的“外交家”,要利用关系把儿子从边疆调回自己身边。该小说冲破“无冲突论”老套,正视现实生活矛盾冲突。当时李存葆去云南前线,又到广西参战部队生活,有相当丰富的社会背景。

有评论称,新时期军事文学发轫是紧随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展开,当时最引人瞩目的是徐怀中小说《西线秩事》,以轻灵优美的笔触,描写了六名女电话兵在对越前线战地生活,剔除了以往高亢的英雄口号,代之以点点滴滴人性化细节,展示出一群年轻人在战争中的真实面貌。小说中女兵们上战场后遇到的第一个困难竟是“上厕所”;刘毛妹牺牲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整理自己军容;陶坷在与越南女兵搏斗时因顾忌到对方也是女性,禁不住手下留情。

值得提及的是,徐怀中在作品中采取客观目光,来看待和描写战争双方:当刘毛妹承担起指挥责任带领战士们攻上三号高地时,一个越南报话兵大声呼唤自己的炮群“向我开炮!”;小说描写陶坷在护线途中遭遇一个前来破坏线路的女越南冲锋队员时,双方在搏斗中都表现得顽强。徐怀中并未像以往作品那样丑化敌方,更没有脸谱化,而是透露新观念:战争是政府在政治需要时采取的行动,而战争中的个人却具有自己独立人格与人性,双方都是有血有肉的“人”。《西线秩事》打破了模式化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在细腻的女兵生活方面,表现出对“人”的突出与尊重,是有缺点的英雄,具有开拓性意义。


《西线秩事》以轻灵优美的笔触,描写了六名女电话兵在对越前线战地生活,展示出一群年轻人在战争中的真实面貌。

韩静霆的长篇小说《凯旋在子夜》仍以对越自卫反击战为背景展开故事,但重点已不在于讲述战斗故事,而是表现军人感情与人性。童川和江曼插队时相爱,童川参军后入新兵连集训,枪走火误伤他人,被判刑两年。江曼与军官林大林举办婚礼之际,童川释放回京,由北京部队补充到昆明部队,正巧分在林大林连里当战士。林大林火线战死后,江曼参军来到大林生前连队,担任野战救护所护士长。童川率部坚守四号高地时,双眼被炸瞎,此时部队开始返国。


《凯旋在子夜》虽以对越自卫反击战为背景展开,但重点不在于讲述战斗故事,而是表现军人感情与人性。

还有邓一光创作的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也涉及到对越自卫反击战,但多从侧面落墨,甚至在英雄子弟伤残荣归时,老军人表现出的一种莫名痛心和反感。这部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新角度与反省程度,都远非《芳华》所能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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