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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从西洋回归古典

2017-11-13 20:22|加拿大乐活网 Lahoo.ca |原作者: 萧元恺

乐活按语:高度生活周刊 2017年11月10日 第128期
高度生活原创稿件,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余光中先生的文学成就是一座高山,那年我受邀到台湾佛光山参加星云大师文学颁奖典礼,就有幸站在了这座高山面前。尽管身子略高于他,但是在精神和学养上必须仰视,就像诗人流沙河所说:“我要看他一眼,必须要有一个很大的仰角”。

余光中与痖弦一样,都是星云文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奖金一百万新台币。当然对这两位大师来说,到了这份儿上已然视功名如浮云,本人已不在乎了,关键是此奖体现了对其文学成就的一种定评,给后世确立了一个文学坐标。

要说余光中与痖弦、洛夫、白先勇等都是同一个时代,都是当年大学英语系西洋文学专业的学子,当年都是热衷于现代主义的海派思潮。我经常怪讶在那个冷战、韩战和两岸炮战扎堆儿的动荡年代,就连日常生活都很是窘促,何以在小小台湾岛上,扎堆儿地一下子冒出一批大诗人,就像他们一齐不甘寂寞地约好了似的。绝不是“时代不幸诗人幸”这么一句话就能完全解释得了的,个人的天分也在其中,老天爷在诗歌界既生瑜,也生亮。

在佛光山那段日子,近距离接触余光中先生,感觉他就像一株清淡的幽兰,不像大红牡丹那样艳丽招摇,也不像芍药那样秾迷耀眼,总是拥有自己一方世界,只用自己的作品来与这个俗不可耐的世界进行接触,总是静默的他好像除了诗,就不需要做再多诠释,诗之外的多言就饶舌了。

然而论起诗来,余光中与洛夫有着不同风格,就连共同的怀乡题材,都有着各自相异的叙述格调,在情绪的张弛收放上,有着个性十足的节奏。但有一点他们又何其相似乃尔!那就是在走向晚年的道路上,不约而同地都从西洋海派,向中华古典文学传统靠拢。

这不是一种简单的返祖,也不是匆匆过客般的还乡之旅,而是彻骨倾心的深透检视,是纵贯古今的历史反思。从余光中的诗作来看,有些表面上似乎平铺直叙,却往往沉淀着太多文史底蕴。如他在一首诗中面对秦俑,举重若轻地道:“你说你的咸阳吗,我呢说我的西安事变,谁能说得清长安的棋局?”千年的说古道今,一下子就消融在这26个字之中了。“我的怒中有燧人氏泪中有大禹,我的耳中有涿鹿的鼓声,传说祖父射落了九支太阳,有一位叔叔的名字能吓退单于,听见没有?来一瓶高粱。”余光中不走一些诗人晦涩难懂的诗路,而以明朗的姿态引领文学爱好者进入诗中。

以一首《乡愁》名动宇内的余光中,创作文类其实包括论述、诗、散文和翻译,自称为写作的四度空间,但以诗歌创作为主,复以散文及评论扬名。他将诗比喻为情人,将散文比喻为妻子。从1952年的《舟子的悲歌》,直到1992年的《守夜人》,他讲究诗的结构,多通过意象暗示而自然流露出主题。

这位生于南京长于四川的诗杰,与唐代诗仙李白一样对巴蜀情有独钟,因为他在整个抗战都与家人避难于重庆。“问我乐不思蜀吗?不,我思蜀而不乐……川娃儿我却做过八年。”这就是余光中在《蜀人赠扇记》中的真情抒发,他更喜欢唱川剧《蜀相》。

在台湾相聊时,余光中对两岸中文教育心怀隐忧,对此直言不讳。尽管他学英语出身,但对当下以英语为重的做法很是不满,认为中文语法被英文牵着走,影响了思考与言谈。要走出“西方地平线”,让母体文化融入创作之中。他深信中文会成为强势语言,也会影响外国人。中文要防止过于西化,要保持中文固有的简练洁净。他像屈子那样,有着浓烈的家国情怀,疾呼台湾不能因为五十年的政治,而抛弃五千年中华文化,而应为中华文化做加法和乘法。

余光中在台湾担任过“抢救国文教学联盟”总发起人,不惜为中国文化正名,所以有人称他“为中文上火线”。余先生把中国文化比方为一个大圆,圆心无所不在,圆周无迹可寻,而中文乃其半径,中文能走多远,中国文化的大圆就有多大。身为作家,他把延长这半径就作为自己的责任与使命。他以使用中文为幸,发出这样令人动容的呼喊:“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片后土”。

明年是余光中九十大寿,古称“上寿”,生辰正是农历重阳节。为了吉利余先生已于去年提前暖寿,笔者谨以此篇小文献上一份微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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